“願賭服輸，我輸了。”今年的1月3日，元旦假期還沒過完，東莞市兆信通訊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高民留下了一封絕筆信，字句間透露了手機代工産業的不易。而事實上，圍繞在手機代工頭頂的烏雲並未隨著時間逝去，從去年以來，東莞、江蘇等手機代工企業集中的區域接連傳來壞消息，萬士達、聯勝科技、閎暉科技、奧思睿、諾基亞接連宣佈停産，而更多的中小手機代工廠商面臨著無米之炊的窘境。

　　“電子行業的轉型比傳統行業來得更加艱難。”長期跟蹤東莞企業發展的東莞臺商協會顧問袁明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幾年，隨著産業環境的變化，不少中低端的代工廠已經到了熬不下去的邊界，長單變成短單，短單變成急單，技術替代容易，招工也得不到保證，手機代工産業鏈風光不再。

　　“現在再去像東莞這樣製造業集中的地區實地看一下，空置的廠房多了，一些過去熱鬧的商圈現在即便是週末也看不到什麼外地人。”袁明仁對本報記者説。

　　消失的訂單

　　“手機代工業的情況很不好。”從2014年就一直觀察到這一趨勢的袁明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説，現在東莞三十幾個鎮區不到600萬的人口中，外來人口可能只有400萬。“這是我實地去問的數字，和五年前相比大概減少了三分之一。”

　　東莞，曾經是中國作為製造業大國的一個樣本區域，但凡任何有關製造業的風吹草動，總能在東莞找到分析樣本的一塊區域。而在這幾年，在袁明仁看來，以東莞、深圳等地為代表的珠三角製造業，特別是以中低端為主的中小手機代工産業正在面臨著集體煎熬。

　　訂單沒有了，這是大多數中小代工企業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

　　從小米、榮耀等電商品牌入局以來，手機價格的紅海競爭愈演愈烈，而由於品牌集中度的集體上升，雜牌山寨手機或者在技術創新上跟不上市場腳步的手機廠商，其市場空間越來越小。大牌的手機才幾百元一部，山寨貨的價格優勢立刻就被打掉了，根本賣不出去。這種市場形勢使過去以雜牌山寨手機為主要代工客戶的代工廠家開始吃不飽。

　　而另一方面，不再專注于價格戰的品牌手機廠商更傾向於選擇緊密的合作夥伴，以換取更穩定的品質保證，並且通過産線的自動化升級解決人力的問題。

　　以中興位於西安高新區長安通訊産業園的工廠為例，據當地的技術人員介紹，車間裏25條全自動化的生産線，只需要40多分鐘就可以把一部手機組裝完成。而在這家工廠中，生産線從單板測試載入、全自動化分板點膠、整機音頻測試、整機軟體載入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動化生産。

　　“自動化生産讓産量相比于過去傳統生産線提升了40%，人工成本降低了近50%。”技術人員對本報記者説。

　　接單為了養機器

　　訂單的分化，也開始讓一些代工産業鏈上下游的廠商開始變得積極起來。

　　王鳳是一家做手機代工供應鏈管理的企業負責人，今年以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更大範圍地尋找可以合作的對象。

　　在他看來，手機代工産業鏈中，現在形成的一個共識是“抓住大客戶”，不管是做代工的還是做供應鏈的，不管是上游元器件廠商還是方案商。與原來大家都能有飯吃不一樣的是，近一兩年以來，手機代工廠商分化嚴重，能抓住大品牌客戶的廠家日子越來越好，但以往主要為白牌、山寨産品代工的廠家開始吃不飽甚至根本沒飯可吃。

　　“我們現在和金立、酷派都有部分合作，想多爭取和華為、小米合作。”王鳳對本報記者表示。

　　據了解，手機代工行業的上下游都流行著賒銷模式。按照手機代工行業的慣例，通常代工廠在拿到訂單後可以先獲得委託商30%左右的預付款，同時再以很小比例的預付款從上游配件商那裏獲得元器件的賒銷。這樣代工廠就可以先使用絕大部分的預付款開始滾動運轉，生産結束交貨後代工廠即可拿到全部的代工費用，這時再歸還上游元器件供應商的貨款。

　　但有時候賒賬並不那麼容易，這時候，像王明所在的供應鏈公司就可以憑藉銀行的資源，獲得較低的利息，幫助手機代工廠商先“墊付款項”。

　　“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放貸，按照利率點來收費。”業內人士指出，這樣的供應鏈公司就收取息差。加上報關和出關都是供應鏈公司來做的，這樣它還有一個出口退稅的利潤。

　　袁明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現在很多東莞的工廠規模都不算很大，切進大公司的供應鏈中非常難。“並且現在招工很成問題，所以有時候哪怕沒有利潤，只要訂單能維持住工人的開銷、保證生産線的運轉就行，這樣的日子很煎熬。”

　　利潤追不上成本提升

　　訂單不好接，只能從別處想辦法，為了縮減勞動力成本，幾年前手機代工廠之間就興起了一個口號“産業轉移”。

　　以全球最大的代工巨頭富士康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富士康已經在內地的13個城市或者城鎮設立了當地的工廠和其他業務。記者查詢到，其中位於河南的鄭州鴻富錦精密電子公司在短短幾年內，就以352億美元的進出口總額，位居2014年中國對外貿易500強企業綜合實力的前三強。

　　但這也沒有為富士康迎來更多的掌聲。美國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CLW)兩個月前的一份報告指出，在2015財年第一財季，蘋果公司供應鏈勞工成本約34億美元，而蘋果公司該季度營收約746億美元，利潤約180億美元，供應鏈勞工成本僅佔營收的4.56%，佔利潤的18.9%。即便是蘋果，也難以掩蓋代工企業利潤不高的尷尬。

　　“以前的工人只要能賺錢，生活和工作條件差一點沒關係，可是現在就不一樣了。”一名隨著“代工內遷”計劃回到家鄉的富士康離職員工告訴本報記者，以前在深圳加加班每個月能掙四五千，現在雖然離開了深圳，但是生活成本一點也沒有降低，很難攢下錢，所以很多人還是辭掉了家鄉的工作重新回到深圳。

　　“前幾年越靠近內陸的城鎮勞動力成本就越低，吸引了不少企業過去，但現在看來這種優勢在快速遞減，很多地方的工資可能和深圳也差不了太多。”袁明仁告訴本報記者，富士康也在做其他方面的轉型升級，比如説用機器人代替人，或者開展一些像維修蘋果二手機這樣的服務項目，更多地向“服務商貿”轉型。

　　但對於更多的中小代工廠商來説，這樣的轉型升級顯得有些望塵莫及。袁明仁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由於政策變化，這幾年不少內地省份都取消了一些過去承諾的稅收優惠，而這也重創了不少中小代工以及電子配套廠商。很多企業也在試圖升級，但這條路不好走。通常一個品牌做起來，同時會有十幾二十個品牌倒下去，這對企業耗資很大，沒有造血能力根本不敢去碰。

　　外遷不是救命稻草

　　內遷成本走高，外遷似乎成為了今年産業轉移的新熱點。

　　在十年前，越南還僅僅是全球電子供應鏈中一個非常不起眼的環節，但根據越南海關總局近日公佈的2015年前3個月進出口情況，越南全國進口總額達387億美元，同比增長20.1%。其中主要出口商品中，手機及零配件67億美元，紡織服裝49億美元，電腦、電子産品及零配件36億美元，這三項排名前三。

　　三星等手機巨頭帶動的産業集群效應，讓越南在短時間內在電子産業上表現亮眼。

　　“我們去得比較早，2007年就去越南了，當時去的時候那邊已經有五六十家企業，現在可能達到兩三百家。”雄韜電源副總裁陳宏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説。

　　雄韜電源主要做電池生意，陳宏告訴本報記者，從人力成本的角度看，越南的用工成本只是深圳的一半，很多企業都會看重這一點。目前，中國一線城市生産成本在不斷攀升，使得珠三角地區的消費電子製造業毫無成本優勢。據本報記者了解，目前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為2030元，比2014年的標準1808元增長了222元。

　　“但除了勞動力成本，我們還會考慮出口的因素，越南本身享受一些最惠國待遇，對於我們歐洲的客戶，稅收上可以減少三四個點。”但陳宏也表示，越南當地基礎設施還不是特別完善，暫時還沒有看到代工企業大規模地從珠三角轉移到越南。

　　前兩年東莞的臺商成批組團赴東南亞考察，作為投資顧問，袁明仁也帶過十幾撥考察團。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近年多家關廠的臺商企業裏，起碼有一成是轉移到東南亞去了，但電子代工企業，其實去得並不多。

　　“三星去越南肯定會帶動一些供應鏈發展，但不會給台灣廠商，東莞的中小廠商也很少參與到這些代工産業鏈中。”袁明仁對本報記者説。

　　“中國製造業可能面臨的空心化危機並非危言聳聽。”南京財經大學中國區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陳志龍指出，隨著人口紅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中國製造所面臨的危機和挑戰是揮之不去的。如何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實體經濟在體制機制層面與市場經濟不匹配的障礙，成為重振中國製造業雄風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