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亞投行的時間表，預計到4月中旬各創始成員身份將確認完成，今年年中各方將商定章程並最終簽署，經成員批准生效後，亞投行將於年底前正式成立。

　　相對亞投行的規模來看，這個時間表其實已非常緊張。在餘下的時間裏，亞投行至少要明確以下五個具體問題，才好“開張營業”。

　　首先是使用何種貨幣單位？

　　用什麼貨幣進行結算將是亞投行籌建過程中面臨的最核心問題，其重要性可能超過目前我們所討論的任何問題，包括成員構成、出資比例乃至投票權。

　　70多年前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時，英國的凱恩斯和美國的懷特曾就貨幣單位進行過激烈論戰。凱恩斯建議設計一種獨立的國際貨幣單位，懷特則堅持直接用美元來進行國際清償。最終懷特憑藉自己國家的強大後盾佔了上風，佈雷頓森林體系就此成立，美元成了合法的國際貨幣。

　　70多年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已然崩塌，但兩大機構仍使用美元進行結算。此外，地區性的開發銀行，如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也都是用美元結算。

　　亞投行應該如何設計自己的貨幣單位呢？

　　2013年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正式成立，但迄今各方也未就“金磚結算貨幣”或本幣自由兌換等問題達成一致，確定使用何種貨幣的難度可見一斑。現在亞投行意向成員方有50多個，各方會設計出怎樣的貨幣單位值得期待。

　　如果大膽想像，可能會有三種結果，美元、人民幣或亞投行幣。用美元可能阻力最小，最方便，結算成本也最低；用人民幣過於敏感，並且在實際結算上也不太方便，成本比較高；設計一種亞投行的組合貨幣（貨幣籃子）當然更有魄力，也最能防範市場衝擊，但能否成功就要看各國的智慧了。當然，現有意向創始成員方可能已經有了初步答案。

　　其次是如何做貸款評估？

　　任何一家銀行，在放貸前必須了解貸款人的清償能力，在放款後有必要監督款項使用，在回收貸款後最好做成果評估，才能加強風險控制，以利長期經營。作為政府間的開發性融資機構，開發銀行有必要對貸款進行全方位評估，不然放出去的款都是壞賬，最後連資本金都賠掉，貸款能力受限，就沒有什麼影響力了。

　　舉例來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均有專門的審查機制，近鄰的亞洲開發銀行則成立了一個名為“合規審查小組”的機制，專門對貸款人的資格進行審查。

　　然而，各界批評最多的也正是這個所謂的貸款標準，因為這個標準不僅包含經濟條件，還包含政治要求。

　　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附加條件，包括財政緊縮、市場開放和破産清算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曾讓印尼等國記憶深刻，2010年歐債危機後又讓希臘深陷國內政治危局，2013年烏克蘭危機後成了政治改革的催化劑。

　　亞投行作為由中國倡議的機構，是新型國際關係的典型代表，目標是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不是圖謀政治，因此會將注意力放在經濟發展上。但亞投行也要建立自己的貸款評估機制，嚴格審查貸款的發放、使用和回收。這將是一個系統工程，亞投行在成立之初恐怕不具備完善的評估能力，短期內可能要借助第三方合作，未來可著手建立自己的評估機構。

　　但從事前評估看，當前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家美國評級機構壟斷全球評級市場，全球金融界對其形成高度依賴，許多人批評美國借評級機構之手操弄國際金融市場，但又提不出替代措施。未來，亞投行能否打破國際評級壟斷，可拭目以待。

　　第三是市場細分怎麼辦？

　　目前來看，國內多數評論將注意力集中在亞投行的主權貸款上，即亞投行把資金融給一國政府，再由其進行開發，對亞投行的戰略影響也主要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這符合我國國內經濟制度的基本邏輯，因為我們在大型基礎設施開發上仍然以國家計劃為主，資金當然由政府來分。但亞洲大多數國家並不是這樣，一些國家的港口、公路、鐵路乃至機場都由私人企業建設、運營和維護，亞投行如果只跟政府聯繫，可能沒辦法實現資金的高效利用，甚至找不到貸款人。同時，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材和服務提供商也有不少私企，要進行貸款評估也不能只跟政府打交道。

　　為解決該問題，亞投行可能至少需要設立兩個部門：一個服務政府，一個服務企業。如世界銀行就專門設立了國際金融公司服務私人企業。

　　另外，亞洲有高收入國家（日本、新加坡等），中等收入國家（泰國、印尼等），也有極端不發達的“重債窮國”（如阿富汗），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開發，可能需要實行有差別的標準。如世界銀行集團就同時包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兩個機構，前者覆蓋所有國家，後者只針對欠發達國家進行無息貸款甚至是贈款。

　　由此，無論是針對政府和企業，還是針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亞投行可能都需要進行市場細分。

　　四是爭端解決機制設定？

　　國際政治有一條基本前提，就是國際無政府狀態。因此富有活力的國際組織，大多配套有完善的爭端解決機制，否則難以存活。

　　比如世界貿易組織有獨立完整的解決貿易爭端的司法系統，即“爭端解決機制”，配套有裁判實體法和程式法，專門的裁判機構及執法機制，對維護世貿組織的健康運作至關重要。世界銀行建立了“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專為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爭端提供國際解決途徑。

　　最近，維基解密剛剛洩露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中的投資章節文本，其中大量涉及投資爭端解決方式；美歐遲遲談不攏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也是主要障礙。

　　亞投行本質上也是一家多邊機構，成員之間的糾紛在所難免，同貸款國出現糾紛也難以避免，因此十分有必要建立一個獨立的仲裁機構，併為之設計配套的法律和執法機制，以保證長期健康運營。

　　五是廣泛開展深度政策研究。

　　當前，建立自己的研究諮詢部門，或加強同智庫等政策研究機構的合作已成為大型機構的通行做法。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國際貨幣金融委員會”，世界銀行有“發展經濟學部”，亞洲開發銀行有“亞開行研究院”和“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關於亞洲基礎設施規模8萬億美元的説法最早便由亞開行研究院提出），它們定期發佈報告評估全球和地區經濟發展形勢，且有龐大的免費線上數據庫向全球開放，全球各地的學者將之作為開展研究的權威數據來源。政策和學術研究既可以對機構開展活動提供理論支撐，也可以引領全球的政策取向，從而建立於己有利的輿論環境。

　　亞投行作為一家新機構，也有必要發揮基礎設施領域的特長，廣泛開展有深度的政策研究。對此我們已經有成功先例，比如金磚國家已經提出設立“金磚智庫理事會”，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了“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其成功經驗均值得亞投行借鑒。

　　最後要指出的是，亞投行的成功不僅取決於戰略謀劃能力，也要看工作的細緻程度。在這方面，美日是可以學習的老師。儘管這兩個國家截至目前仍未申請加入亞投行，但這並不妨礙向它們取經，未來關於管理經驗的交流或可成為新的合作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