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馬烽、西戎提筆為山西呂梁的抗日英雄樹碑立傳。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楞等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從《呂梁英雄傳》“走出”，為這片土地涂就了英雄的底色。

　　60年後，煤炭經濟的涌動推動了這座城市崛起，呂梁的經濟增速一度名列山西首位。

　　然而，今年6月以來，杜善學、聶春玉、白雲等曾主政呂梁的副省級高官相繼落馬，市長丁雪峰、副市長張中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明珠被帶走調查－－呂梁，成了山西反腐風暴的風暴眼。

　　事實上，大量煤炭挖掘造成一些地方自然地質塌陷的同時，這片土地更因資源經濟與權力腐敗的勾結，形成了可怕的“黑金”現象。一座英雄城市，被“黑金”絆倒。

　　老區一夜失衡，超級富翁紛出貧困問題依舊

　　與許多革命老區一樣，貧困曾是呂梁的“標簽”，一度與忻州並列山西經濟發展最落後的地區。為此，山西曾經提出“一手抓忻州，一手抓呂梁”的發展策略。

　　變化始於2003年前後。隨著國家經濟提速，煤焦價格一路狂飆。呂梁境內富含用於煉焦、冶金的主焦煤，尤其是獨特的4號主焦煤被譽為“國寶”級稀缺資源，最高價上漲到每噸1800多元，比普通電煤價格高兩三倍。

　　呂梁隨之崛起，ＧＤＰ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一度位列全省首位，遍地開花的大小煤礦成了造富機器。煤炭行業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柱，逐步形成“一煤獨大”的資源型經濟，煤炭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甚至超過70％。

　　與此同時，曾經一度四處躲債、“吃不起大碗麵”的煤老闆，轉眼成為千萬、億萬富翁。一些年産幾萬噸的小煤礦每天能賺“一輛奧迪車”。

　　ＧＤＰ的火箭式增長和煤老闆的一夜暴富，令老區一夜失衡。與迅速增加的超級富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源經濟沒有令當地百姓生活大幅改善，反而掩蓋了呂梁貧困面貌和落後的社會事業狀況，加劇了産業結構、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加劇了貧富差距大的矛盾。這裡既有身家數百億元的富人，更有依然全家幾口人擠一口破窯洞的農民。安全生産事故頻發、生態環境破壞、村礦矛盾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隨之頻頻發生。

　　呂梁的幹部坦言，目前全市脫貧任務仍很艱巨。13個縣（市、區）仍有10個貧困縣，其中6個為國家重點扶貧工作縣。全市仍有貧困人口88萬，超過全市總人口的23％。全市醫療衛生、教育等社會事業嚴重落後。

　　一位在當地工作30年的幹部説，呂梁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增速成了一塊“遮羞布”，幾任領導都熱衷追求政績和個人私利，而對於社會發展和造福廣大百姓漠不關心。腐敗問題的發生與這種政績觀有極大關係。

　　商謀權官求利，官商結盟掘“黑金”

　　在呂梁，因煤價暴漲而失衡的不止經濟，官員和商人的心理都出現扭曲。圍繞黑金結成了一個“商人謀權，官員求利”的官商怪圈。

　　幾十年來，煤炭産業從資源的配置、劃撥，到小煤礦的幾輪關停，再到大規模煤炭資源整合和兼併重組，基本由政府推動，煤礦證照辦理、安全設施驗收等全由政府主導，加上市場公開、公平機制不健全，為官員權力尋租、官煤勾結和利益輸送埋下伏筆。

　　民營企業要發展常常面臨審批難、貸款難等問題。當地一名開過煤礦的人告訴記者，官員的一句話就能決定一個煤礦的“生死”。為了打通各個環節，老闆們往往“見一個廟就得燒一次香”。為了尋求長期、穩妥的靠山，他們更需要拜一個“大菩薩”，目標往往鎖定當地主要領導。在官員與老闆結成的利益共同體中，企業可通過官員權力在資源審批、資源整合、土地徵佔以及社會關係疏通等方面獲取利益，甚至為其親朋好友謀取一官半職。同時，官員在升遷過程中需要花錢“公關”時，民營企業就成為“提款機”。雙方共同合作，以謀取更大利益。呂梁不少幹部群眾反映，當地一名老闆多次為時任呂梁市委書記聶春玉提拔“運作和活動”。

　　在呂梁，幹部群眾對聶春玉、張中生等人與部分民營企業老闆“非同一般的關係”如數家珍－－聶春玉、杜善學與聯盛集團董事局主席刑利斌、大土河集團董事長賈廷亮，張中生與刑利斌、中陽鋼廠董事長袁玉珠關係密切。中陽縣一些幹部群眾説，在中陽縣擔任過主要領導的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控制人。

　　記者了解到，2012年3月，邢利斌在海南為其女兒舉辦結婚典禮時，呂梁當地十幾名廳、處級幹部包機前去參加婚禮。一些幹部認為，老闆與各類官員之間，官員與官員之間形成各種“朋友圈”，如果你進不了這個“圈子”，就不會被接受，會被“邊緣化”，提拔無望。

　　“暴漲的財富，敗壞了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當地一些基層幹部説，一些煤老闆過年過節給官員送禮，送幾萬元就像“遞一根煙一樣”。一些幹部長年抽的是四五十元一盒的“中華”牌煙或上百元的“呼倫貝爾”牌煙，僅靠公務員的工資是肯定負擔不起的。

　　“兩能幹部”吃得開，反腐需標本兼治

　　在被金錢扭曲的政治生態下，一些“能幹又能貪”的“兩能幹部”成為吃得開的人。

　　在記者接觸到的呂梁部分幹部群眾眼中，被調查的呂梁市副市長張中生就是典型的“兩能幹部”。

　　張中生最初是呂梁市中陽縣糧食系統普通職工，後升任中陽縣縣長、縣委書記和呂梁市副市長。呂梁的幹部群眾認為，張中生在擔任呂梁市副市長期間分管工業、煤炭等領域，其人性格、作風強硬，在培育民營經濟，抓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安全生産以及引導民營企業轉型發展等方面，工作業績較為突出。

　　與工作業績同樣突出的，是張中生的“撈錢”能力。接受記者採訪的呂梁幹部群眾都認為，中陽鋼廠是張中生的財源，張中生是中陽鋼廠的實際控制人。始建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中陽鋼廠，在20多年間從一個小鋼鐵廠發展成“十里鋼城”，資産達200多億元。此外，群眾反映，張中生斂財的另一個渠道是煤炭行業權力尋租。在其擔任中陽縣委書記、縣長期間，他曾通過親戚開煤礦掙錢，在關停小煤礦、煤炭資源整合的機會中，利用審批、關停權力收受錢財。

　　呂梁市直機關一名處級幹部認為，這些領導幹部敢於觸碰廉政“高壓線”，與他們自身價值觀扭曲、放鬆自我紀律約束、丟棄黨性原則有直接原因。同時，他認為，“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物質、經濟高度發達，要讓每個黨員幹部頂住物質金錢的誘惑，僅靠自我道德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從法律、制度方面的監督來規範幹部行為。”

　　呂梁的幹部質疑，像聶春玉、杜善學、白雲這些原市級領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不是短期內發生的事，但他們卻能從廳級幹部順利提拔到副省級領導崗位，這説明我們的幹部任用機制出現了問題。“對一個幹部的衡量標準，不能僅僅看他是否辦事，能否提高ＧＤＰ，更要考量其是否能做人，能否願意為人民服務。要將品德放在領導幹部考察的首位。”一位當地幹部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