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隨處可見的爛尾樓。本報記者 劉星攝

　　銅川鎮的汽車展覽中心，即便是週六，也沒有多少人來買車。本報記者 劉星攝

　　20多天前，“債務處理得差不多”的鄂爾多斯商人楊維，終於重新啟用了自己兩年前的手機號，“是時候該幹點什麼了”。

　　鄂爾多斯，這個3年前民間集資和房價雙雙崩盤的城市，對當年民間集資的清算似乎到了一個節點。2014年7月，鄂爾多斯女商人寧虹因集資詐騙罪被一審判處死刑。此前，在當地鼎鼎大名的蘇葉女、劉兵也因同樣的罪名被二審判處死刑，目前蘇、劉兩人正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復核。

　　這兒的人不時會懷念起2010年，那是鄂爾多斯人記憶中最美好的一年，是“幹什麼都掙錢”的一年。煤價上漲帶來的資金通過遍及全城的民間集資，進入樓市，進而製造了如潮水般上漲的財富。但維繫所有這些的鄂爾多斯房價，卻在2011年進入瓶頸。繼而煤炭價格下跌，財富的大潮退下，只留下一幢幢爛尾樓和數不清的債務。

　　如今，人們不得不學著與那些要不回的債務和平相處。曾經到處涌動的熱錢，都沉澱在城市隨處可見的停工樓盤中。歷經起落，鄂爾多斯留下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城市化樣本。

　　幹什麼都掙錢

　　對於劉開來説，這兩年來每天的生活，幾乎就是提著滿是債務人資料的灰色小包，來回奔走在銀行和法院之間，對著列印出來的名單，催賬，還賬。劉開是鄂爾多斯一家頗有規模的汽貿公司的老總，從賣羊絨衫到賣車，他的財富故事有著鮮明的鄂爾多斯特色。

　　位於內蒙古西南的鄂爾多斯市前身為伊克昭盟，2001年撤盟建市。早年的鄂爾多斯非常貧困。當時，最值得羨慕的便是能進入“溫暖全世界”的鄂爾多斯集團工作。

　　劉開最早就在鄂爾多斯集團駐青島辦事處工作，那時候他總是覺得外地更乾淨、漂亮，而鄂爾多斯在他心中則是一片灰濛濛、沒什麼人氣的印象。

　　變化出現在2004年年底，那一年，隨著國家産業結構的調整，煤價開始飆升。隨之，煤礦的徵地、轉讓，乃至周邊産業，讓一批鄂爾多斯人迅速富裕起來。恰巧，劉開也在2004年因為家庭原因回到鄂爾多斯，開始了賣車生涯。

　　劉開賣車最初的業務是賣拉煤車，“黑金”價格的暴漲迅速帶動了周邊産業，他的生意也非常紅火。那時候，只要有車就不愁賣，為了早點拿到車，客戶們會主動給劉開送提成，“所有人都在買車，昨天可能還是個放羊的，今天買了車就去拉煤了”。

　　飆升的煤價擰開了流動資金的水龍頭，恰在此時，政府開始推動宏大的造城計劃。2004年，鄂爾多斯市正式啟動了康巴什新區的建設，規劃中的新區位於東勝與阿鎮之間，距東勝25公里、阿鎮3公里，規劃控制面積155平方公里。這個日後以“鬼城”聞名於世的新區，當時的計劃人口為30萬人。

　　由工業化進而城市化，鄂爾多斯的發展進入快車道，巨大的城建投入進一步刺激了房地産行業，而房地産價格的飆升又吸引了更多的資金進入。一切在2010年達到頂點，那是鄂爾多斯最好的時候，即便你沒有任何門路，也可以把錢通過大街小巷的典當行放出去，拿到最低的兩分利息。而這些錢再幾經轉手，最終進入鄂爾多斯滾燙的房地産項目中。

　　“真的是幹什麼都掙錢，”商人楊維向記者感嘆，“比如你開一個飯館，開著開著不想開了，隨手加價100萬元都有人接盤。”

　　劉開也融過幾次資——車太好賣，不拿現款根本提不到貨，銀行放貸又慢，他只能找朋友借錢，一般利息都在兩三分之間，“那時候錢真的是好掙”。

　　與這座城市曾經的喜好一樣，劉開也一度對大、氣派有著相當的追求。年景最好的時候，劉開的公司同時經營著7個店面，其中一個年花費70多萬元，面積達到400多平方米。而劉開希望向朋友提起的另一個成績，則是他在銀行的購車擔保款項，一度做到了兩億元的規模。

　　吃利息就像領工資一樣

　　2006年，讀完大學回到鄂爾多斯的賀婕發現，當年留在家鄉只有中專文化的朋友，已經和別人合夥融資倒騰商鋪，掙了幾百萬元，“當時我真是覺得，自己讀的書一點用都沒有”。

　　很難具體説清楚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風氣形成于何時，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房地産勃興之初，鄂爾多斯的金融業還很不發達：2008年之前，整個城市只有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

　　但時間不等人，煤價飆升之時，前期所需資金得不到銀行貸款的支援，於是民間資金迅速涌入，而煤礦發展又帶來了新的財富。賀婕的一個鄰居當初5萬元入股了一家煤礦，沒多久，煤礦轉手，鄰居分到了50萬元。而類似這樣的故事，在鄂爾多斯數不勝數。

　　住建部聯合高和投資發佈的《中國民間資本投資調研報告》將鄂爾多斯的金融模式稱為“體內迴圈”，即“由煤礦産生財富，支撐政府改造城市。通過拆遷，分配給更多的人，再通過民間借貸聚集資金，貸給房地産和新的煤礦，令更多的人分享到高收益。而由於缺乏更多可供投資的産業，大量鄂爾多斯人選擇將閒置資金投入到房地産中。用一句話概括這一過程，即是將地下的煤轉變為財富，然後存入地上的存錢罐——那些永遠也不開燈的房子。”

　　一組數據或許可以提供借鑒。2010年，鄂爾多斯的煤炭産量為4.35億噸，全國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陜西榆林僅為2.35億噸。同年，鄂爾多斯商品房實際施工面積2696萬平方米，新開工面積1626萬平方米，銷售面積達到1009.4萬平方米。同樣是2011年，北京的商品房銷售面積也只有1639.5萬平方米。

　　“那時候最缺的是項目，”一位商人回憶起當年，話中略帶感慨，“只要你有項目，錢不是問題，到處都是錢，我們當時吃個飯，認識了以後就可以張口借四五百萬元，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

　　賀婕很快也加入了融資大軍，那時候她根本無心工作，遇到好的項目時，她會揣上上百萬元的現金騎著自行車去放款。很長一段時間裏，她都沒有動用過自己的工資卡。只是在年底結算的時候，她發現，這張給平時只是吃飯唱歌用的信用卡，還款總額超過了20萬元。

　　雖然現在説起來二分、三分的利息很高，但當時沒有人覺得會有什麼問題。“而且每次結息的時間一到，別人就會給你打電話，告訴你發利息了，就跟發工資似的。”賀婕回憶。為了有更多的錢放貸，鄂爾多斯人開始習慣於銀行貸款消費，而把房子抵押了換錢放貸，也成為大多數市民的選擇。

　　不斷上漲的房價沒有辜負人們的選擇。2005年，鄂爾多斯的居民住宅均價大約在每平方米1000元左右，2006年就漲到1800元，2007年開始出現3000元的樓盤。而2008年樓市的短暫停滯後，隨著4萬億的放開，2009年，鄂爾多斯的樓市再度興盛起來。一名2009年進入房地産行業的銷售人員還記得，2009年下半年開始，鄂爾多斯的房價開始瘋漲：“原來每平方米2000多元的，到年底就變成每平方米5000多元了。”

　　房地産和煤礦的火爆，也確實一度帶來了巨大就業機會和更多的外來人口。那幾年，鄂爾多斯城區裏到處是“求租”的廣告。在面對記者為什麼覺得房價能賣這麼高的質疑時，數名商人都表示，“當時的鄂爾多斯人確實多，確實有需求”。

　　蘇葉女的末路

　　鄂爾多斯的好運氣在2011年9月戛然而止。

　　2011年8月，鄂爾多斯市開始摸查相關民間借貸的情況，並將涉案商人分為已經崩盤的、抗風險能力差的和抗風險能力一般的三類，並採取不同措施。但會議內容卻遭短信洩露，隨即三類名單流傳開來，民間資本風聲鶴唳。

　　9月17日，鄂爾多斯星河灣開始認購。據媒體報道，這個開盤均價超過兩萬元的標誌性高檔樓盤，一期1900余套房源認購率甚至沒有達到十分之一。而9月20日，市政府在康巴什又推出了低於市場價近千元的公務員小區，要求公務員先預付30多萬元的定金。

　　“市裏的典當行一下子就提空了，這對現金的影響也很大。”一名公務員家屬回憶，“當初買了公務員房的現在都虧了，原來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內部價，如今市場價也就每平方米2000多元。”

　　更大的震動來自9月蘇葉女的“投案自首”和王福金的自殺。

　　9月24日，曾經的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經濟庭庭長和東勝區人民法院院長，當時的中富房地産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中富公司”）法人代表王福金上吊自殺。中富公司2007年成立，2008年，中富投資開發了“國電富興園小區”項目。王福金死後公開的文件顯示，小區在建設中共涉及373家單位或個人共2.63億元的債務。

　　投案自首的蘇葉女則更有傳奇色彩。這個鄂爾多斯農村出身，不識幾個字甚至看不懂賬目的女商人，民間集資數額被兩審法院認定超過12億元，涉及300多人。2009年9月20日，因無力償還債務，蘇葉女投案自首。

　　記者獲得的蘇葉女案相關司法文書顯示，蘇葉女小學文化，最初是2006年買彩票中了7萬元開美容店起家。美容院成立後，蘇葉女認識了商人高俊亮，雙方約定合夥投資煤礦。此後，蘇葉女以月四五分的高額利息從親戚中融了約兩億元，以同樣的利率借給了高俊亮。但並未投資煤礦的高俊亮沒能按時還錢，為了償還此前的借債，蘇葉女開始繼續以投資煤礦、酒店、開發項目為名融資。

　　二審判決書顯示，到案發時，蘇葉女認定的約12億元非法集資，還有超過5.5億元尚未歸還。

　　撬動了十幾億元民間資本的蘇葉女，涉足的産業除去最初的美容院外，只有一家火鍋店、一家男士養生館、一家農家樂公司和一家美容美發公司。此外，蘇葉女還有一家並未實際運作的物流公司。而這些産業在2011年事發前，共計虧損超過200多萬元。

　　如今，蘇葉女的幾處房産都已被查封。蘇葉女的一名親屬告訴記者，由於沒錢交暖氣費，蘇葉女的婆婆的房子至今沒能供暖。“那時候蘇葉女信用好，好多人找我幫忙，想借錢給她，要是不要錢人家還會生氣，只能選關係好的借。”説起過去的日子，親屬的語氣有些落寞，“現在她留下的小兒子有病，也沒錢看，低保還不知道能不能辦上。”

　　跟蘇葉女打過交道的商人告訴記者，蘇葉女當初很會做人，講排場，又經常請別人出去玩，所以很多人都以為她很有實力。

　　但相比實業，蘇葉女顯然更相信自己的好運氣。判決書顯示，蘇葉女在彩票上投資了約兩千萬元，手機靚號又花了約100萬元。在那幾年瘋狂的氣氛中，高額的彩票投資也確有回報，蘇葉女確實曾多次中獎。前述蘇葉女的親屬稱，蘇前後中獎金額也超過1000萬元，“我還陪她領過錢”。但記者未能核實這一數字。

　　許多蘇葉女債權人的手機如今都已經無法打通，“失聯”是民間集資爆發後再普遍不過的現象。記者聯繫上的一名債權人表達了希望蘇葉女死刑復核通過的強烈願望，不過這名債權人也表示，她現在已經不關心這個案子了，“這麼久了，錢也要不回來，我們要向前看”。

　　錢最為稀缺，以物易物

　　民間融資和房價泡沫破裂後，鄂爾多斯又趕上了2012年的煤價下跌，2012年當年，鄂爾多斯市的財政收入增幅從2011年的48%直接跳水到3%。

　　泡沫破裂後，大量的現金沉睡到了路邊的爛尾樓中，錢成為鄂爾多斯最為稀缺的東西，以物頂賬開始成為普遍現象。在當地，開酒店的用住宿卡抵債，開酒廠的用酒抵債，房地産開發商用房子抵債，一名商人説：“以前是拿到批文先蓋個售樓處就開始賣房子，現在是，只要有規劃，哪怕這房子還沒蓋，空氣也可以拿來抵債。”

　　這套抵賬機制迅速發展起來，甚至造就了一個以物易物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酒是最常見的流通物。一個以物易物行業的從業者告訴記者，這些酒在市場上買不到，但是掃碼的定價會非常高，就是用來抵賬的。

　　實際上，如今的鄂爾多斯有著兩套同時存在的物價體系，抵債的物價體系和正常生活的物價體系。在債務結算的體系中，所有的物價都要高出正常價格許多。比如房産，就仍然按照下跌之前的價格計算，而用住宿卡住宿，團購價100多元的房間，收費就要在400元到500元之間。

　　人們已經開始接受這樣的現實，畢竟一味陷在過去的債務中，沒有人可以脫身。“我們單價幾百元從南方可以訂做一些平板，但抵賬就是3000多元。”前述從業者説，“你要現金肯定是沒有，這些東西，你要了總比什麼都沒有強。”

　　相比酒，車和房子當然是更好的抵賬物，但對於劉開來説，想拿到車也很難。

　　他手頭正在找的一輛車已經是第二次違約了。第一次違約時，對方很快又補上了貸款。劉開在車上裝了GPS定位系統，讓對方把車開走了，但很快車還是不翼而飛，甚至開始在蘇州、上海出現違章記錄。“以前想得太簡單了，以為出事了最多強制就是，現在發現，根本找不到人。”劉開説。

　　去年，為了還賬，劉開60萬元賣掉了自己當年100多萬元買的賓士S350。要債的這兩年，這個曾經很愛講排場的老闆，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

　　曾經拿來跟朋友炫耀的兩億元擔保成了他最大的心病。“我在銀行所有的擔保金都在一個賬戶裏，有人違約以後，這部分錢銀行就全部都扣住，很多正常還款的保證金也沒法退”。而危機後，像他這樣還能打通電話找到人，願意跟銀行配合的汽貿公司老闆已經屈指可數了。

　　今年以來，鄂爾多斯的經濟仍然不容樂觀。在鄂爾多斯銅川鎮當初規劃的汽車城裏，即使是週六，也看不到什麼顧客。當初停滿了路虎的汽貿公司“路的虎”，如今人去樓空，店面上的牌子變成了推廣和諧社會的廣告標語。一名4S店的銷售經理告訴記者，今年，他們只有3個月完成了任務銷量，而10年前他剛來銅川鎮時，奧迪4S店一個月的銷量就超過200台。

　　所幸的是，3年多的時間裏，民間債務的處理終於接近了尾聲，經濟也略有了一些復蘇的跡象。一位煤礦投資者告訴記者，今年停工的煤礦，比去年少了一些。

　　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寒冬將至，但希望仍然慢慢開始在這個城市破土。前一段時間，楊維去外面轉了一圈，碰到的朋友都跟他説冬天要來了，“我告訴他們，我們鄂爾多斯已經過了三個冬天，習慣了。如果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們能守得住這些財富。”

　　（文中受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