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昌廠房內工人寥寥，大批設備閒置。

　　作為電子製造業重鎮的深圳，2015年經歷了一場中小企業倒閉風波。一些頂著明星光環的代工製造企業突然關停，導致其背後的數百家小供應商措手不及，日子變得難過。

　　春節過後，新京報記者走訪了深圳數十家製造業企業，發現這些企業倒閉引發的震蕩仍在持續。雖然有一些企業仍在維持，但代工製造業的冬天已經來臨。

　　與此同時，富士康、雷柏、三木、保千里等大中型製造業企業或者選擇升級主業，或者努力開拓新業務。一大批創業者則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放下包袱顛覆過去，全力進軍未來産業，他們的嘗試將決定深圳這座城市的世界硬體設計與製造中心能否走出焦慮和徬徨。

　　代工業寒潮

　　明星企業倒閉波及數百供應商

　　楊明義的這個春節不好過。此前大客戶深圳福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昌)突然停産並放棄經營，他的貨款120多萬要不回來了。

　　福昌電子曾是深圳的明星企業，作為華為和中興的一級供應商，主要代工生産手機殼的上蓋、下蓋、中框，以及機頂盒配件，據説員工最盛時超4000人。在手機製造行業內，其屬於産業鏈的中上游。

　　2015年10月8日，福昌發佈《關於公司放棄經營及涉及員工權益的通告》，稱“因公司涉訴、銀行收貸，導致公司資金鏈斷裂，現決定即日起停止生産，公司放棄經營。”楊明義看到後，第二天與其他數百名供應商以及數千名工廠員工走上了街頭。

　　工商資料顯示，福昌成立於2001年，註冊資本4000萬元人民幣，法定代表人陳金色。

　　多位供應商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福昌老總陳金色在看到行業競爭激烈，公司難以生存之後，就將公司資金轉移至個人名下，導致公司資金鏈發生斷裂，拖欠供應商4億元欠款以及大量員工工資。在維權事件發生後，有70-80家供應商將福昌起訴至法院，還有約200家供應商統一找律師與法院溝通，提出重組。

　　楊明義正是其中之一。這位向福昌提供模具五金配件等産品的供應商説，“行業現在當然不景氣；但最嚴重的是，福昌老總陳金色把公司給掏空，難以容忍。”

　　新京報記者從一位福昌現任高管處獨家獲悉，在陳金色一度被控制之後，供應商代表接管公司，艱難地維繫著福昌的生存。在他們組織下，部分生産線已恢復生産，但主要是完成已有訂單，新訂單寥寥無幾。春節過後，只有20多名員工回來了，開工時間也變得晚了。

　　2月19日，新京報記者來到了福昌，幾個門衛警惕地讓新京報記者做完了入廠登記。儘管招牌依然高挂，但大門口顯赫位置卻貼著一份《深圳市福昌電子技術有限公司預重整公告》。而新京報記者走訪廠區看到，整個廠區的車間基本處於停産狀態，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名員工在車間裏組裝零部件。

　　福昌並非深圳倒下的惟一一家硬體代工企業。在這波始自2014年，在2015年迅速蔓延、延續至今的製造業寒潮中，有福昌這樣的明星公司，也有大批隨著一起倒下的小供應商們。福昌的倒下則標誌著深圳近年來小型代工製造企業的倒閉蔓延至中等規模企業。

　　2015年12月，擁有2600員工的深圳中天信電子科技公司資金鏈斷裂，公司解散全體員工，上百家供貨商聚集公司門口追討貨款。中天信與福昌同屬深圳明星企業，除了代工三星、華為、中興等手機組裝之外，還負責部分T2錘子手機OEM生産。

　　據媒體報道，此前東莞京馳塑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鴻楷興塑膠製品有限公司也先後發佈破産聲明，破産後同樣有上百家供應商追討貨款。

　　楊明義對新京報記者説，福昌欠款120多萬倒是其次，最主要還是訂單上。“他們是我們大客戶，他們停産後，我們的訂單一下子就少了30%。不過也不止我們一家，現在大家日子都不好過”。楊明義説。

　　淘汰加速

　　缺乏創新的中小企業苦苦支撐

　　福昌公司的倒閉一度震驚了深圳，但在一些行業內人士看來，福昌的倒閉存在某種必然。

　　新京報記者在春節後走訪了十數家製造業企業公司，在被問及福昌公司倒閉一事，他們均表示有所了解。不過一位要求匿名的深圳手機配件企業負責人對新京報記者稱，“企業大面積死去並不意外，該死的肯定會死去，但它總會想方設法晚點死！”

　　此次倒閉的福昌，其主要生産手機和電話機的塑膠外殼。但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不少手機廠商開始大規模使用金屬外殼，導致福昌電子的訂單越來越少，最終引發資金鏈斷裂倒閉。

　　業內人士認為，3C市場競爭加劇、産品迭代加速，市場對創新乏力的供應商淘汰作用明顯。

　　深圳市三木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木智慧)管理中心總經理兼EMS中心總經理陳鋒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為什麼一些有一定規模的手機行業製造商會倒閉，因為深圳的手機賣的是白菜價錢，很多手機廠商一台手機只能賺一塊幾毛錢。這樣稍微有付款上的差池、資金週轉稍微浮現問題，一些風險就很容易爆發。

　　“一個大企業，一年銷售幾百萬、幾千萬台手機，一年幾百個億的銷售額，利潤不到10%，即使低到1%-2%，也可以生存。如果是小企業，比如年銷售額5億，毛利潤5000萬，純利潤也就不到2000萬；但如果一個客戶一張2000萬的訂單貨款沒有及時收回，那它就運轉不下去了”，陳鋒説。

　　凜冬已至，深圳一家手機配件企業負責人援引美劇《冰與火之歌》的一句格言説，現在生意確實難做，但大家還在硬撐著。“我一朋友天天在微信朋友圈抱怨説沒錢要倒閉，但我打電話過去問他情況怎麼樣，他還是説‘我過得很好’。什麼意思呢？他就是不希望別人、尤其是生意上的朋友知道他的情況”。

　　“現在中央在搞供給側改革，要去産能，大家一想起這個就想到煤炭、鋼鐵，但其實手機行業何嘗不是如此。智慧手機廠商一哄而上，市場早在2014年就已經飽和了，但真正有效的需求國內的手機品牌又能提供多少！蘋果三星賣的這麼火不就説明瞭這個問題嗎！”前述手機配件企業負責人稱。

　　深圳市長許勤也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稱，近五年來大力推動增量優質、存量優化，五年淘汰轉型低端企業超1.7萬家。

　　成本高企

　　平衡對企業與工人的保護成關鍵

　　行業競爭加劇背後，深圳市用工成本也在急遽增高，令企業倍感壓力。

　　自2015年3月1日起，深圳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月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至2030元，較上年增長12.3%。整個“十二五”期間，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率達到了政府設定的13%的增長目標。

　　陳鋒表示，國內手機加工行業在勞動力上的成本非常高。“現在企業給客戶的加工費是按照一小時一小時算，但勞動法非常嚴格，請工人就不能按照小時算，所以説沒有訂單的話怎麼請工人。很多手機加工企業一年可能10個月時間比較忙，如果在10個月沒有賺夠12個月的錢，另兩月沒訂單的話，那些工人工資怎麼發？沒工資發不就得倒閉嗎？”陳鋒稱。

　　在日前“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當前我國勞動合同法對企業保護不足，諸如簽訂長期合同等規定，不適應我國外向型、代工型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而工資剛性增長等規定，使得工資增長超過勞動率的增長，不利於生産率的提高，削弱了我國競爭力。凡此種種，最終傷害的是勞動者的利益。

　　“後續改革，應該著眼于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平衡好對勞動者和企業的保護。”樓繼偉稱。

　　對於勞動力成本高企，作為農民工的王兵並不認同。

　　現年28歲、有兩個孩子的王兵來自山西，在深圳龍崗區一家玩具公司就業。之前他曾在龍崗幫一個親戚做皮毛批發，但由於鎮上不少企業倒閉，工人少了很多生意愈發難做，於是他也在去年進入了一家玩具企業。

　　“在工廠待遇怎麼能説好呢？包括我們工廠在內，好多附近廠子現在都給交社保，還有年終獎領，可如果不加班的話，滿打滿算一月3000元”，王兵説。在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深圳，對許多工人來説，3000元已不再是一份有吸引力的薪水。

　　春節開工後不久，新京報記者在深圳龍崗區工業片區走訪，不少工廠已經在大門口張貼著招工資訊；而無一例外均詳細標注了加班費標準，正常加班費基本均為17.5元/小時，假日為23.3元/小時，法定假日加班35.01元/小時。

　　大象轉身

　　增效減員轉型創新多管齊下

　　作為深圳製造業中堅力量的大企業較早發覺了行業環境的變化，已經行動起來。

　　富士康位於深圳“關外”梅觀高速西側的廠區與華為隔路而望。自從梅觀高速免費之後，這條高速幾乎成了華為與富士康員工的上班專用通道。新京報記者春節後走訪該廠區了解到，跟一些或者因倒閉停産、或者因訂單下滑而推遲開工的製造企業不同，初八開工的富士康已經全面開工。

　　據富士康宣傳部門負責人介紹，公司目前正通過教育在內的各種手段來提高公司的生産效率。公司也設立內部孵化器，以激發員工創新力。

　　富士康一位內部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在機器人等自動化生産線替代之下，深圳富士康廠區員工數量已經從之前的30萬人降低到20萬人。

　　更多的企業選擇創新和轉型。

　　主業為彩電、手機和家電的TCL也在業績壓力下推動産品升級。TCL品牌管理中心負責人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現在可以説所有的消費産品行業都産能過剩，這是目前中國實業發展一個很現實的挑戰和問題所在。

　　在傳統主業低迷之下，TCL以網際網路手段對其進行升級。上述負責人稱，TCL彩電業務目前是整個TCL品牌最重要的基礎。其在美國市場銷售突破100萬台，並實現營利。

　　TCL方面向新京報記者提供的一系列數據顯示，其旗下主要産品在行業低迷背景下均實現穩健增長。

　　離TCL不遠是在無線滑鼠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雷柏。受傳統主業不景氣影響，2015年，雷柏預計2015年凈利潤為虧損2.3億元至2.5億元。“2015年是公司轉型過程中，傳統主業的觸底一年”，雷柏科技副總經理兼董秘謝海波對新京報記者稱。

　　謝海波説，雷柏已經將外設業務從研發部劃為市場部管理，因為技術已經成熟，而銷售人員對市場最敏感。而雷柏找的新利潤源則是網吧。

　　“網吧過去是解決消費者上網的入口，比較低端；現在隨著PC普及，網吧形象日趨高大上。鍵盤滑鼠是它的生産工具，為了吸引消費者所以願意採購；而全國有13萬至14萬家網吧，接近1350萬台PC，市場機會非常大”，謝海波説。

　　新京報記者走訪雷柏位於深圳坪山新區的廠區看到，自動化生産線已遍佈整個車間。而一間新的車間正在安裝一條全自動生産線，雷柏生産部門負責人介紹，僅這條生産線就能節省50多名員工。

　　此外，在無人機領域，雷柏旗下子公司深圳零度正在追趕目前行業第一的大疆。

　　雷柏科技副總經理兼董秘謝海波稱：“大疆是無人機領域內的NO1；但與對方相比，我們在渠道、供應鏈以及生産製造上佔有優勢。比如在消費級的無人機上，我們和騰訊合作，生産傻瓜機，就發揮了騰訊在社交上的優勢。”

　　從頭創新

　　小企業甩掉包袱顛覆式轉型

　　距離雷柏在深圳南山區的辦公地址不遠，陳鋒所在的三木智慧前身為三木通信集團，目前正申請在新三板掛牌，其傳統主業是手機方案。

　　陳鋒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對我們公司來説，做手機和平板幾乎沒有什麼利潤可談；而且要靠量，沒有穩定的量是不行的”。所以兩年前我們就開始轉型。

　　目前，三木通信正在從一家單純的手機方案公司轉型為移動互聯終端+製造服務的高新技術企業，其業務已經涵蓋4大領域：車聯網終端、智慧家居終端、移動終端、其他物聯網終端。陳鋒透露，三木已經和一家新興企業做了車載後視鏡。

　　深圳南山區高新技術企業雲集。位於此地的一家上市公司保千里正在籌劃打造P2N(P即是個人或實體企業，N即為網路)。

　　據保千里董事、副總裁陳楊輝介紹，公司主營業務為電子視像産品，包括圖像採集與分析、圖像顯示與處理兩大系列，應用到汽車視像、民用視像、商用視像、安防視像等多領域。

　　陳楊輝舉例説，未解決服裝商戶的體驗問題，他們提供一台具備虛擬現實技術的大屏，消費者只要進入商店，其個人身高等資訊就自動錄入系統，點擊大屏即可完成衣服試穿。

　　智慧硬體領域成為小企業瞄準的焦點。

　　張昊之前曾創立一家女裝電商，公司在兩年時間內銷售額做到3000萬。然而，2013年9月的一場大火讓張昊徹底轉身。

　　在此之前，他已經意識到服裝電商並非徹底意義上的“創業”，而只不過是一個貿易商。公司遭遇大火之後，資金鏈差點斷掉。在熬過艱難期後，張昊將公司交給一位合夥人，自己主動轉型，做起了行車記錄儀，即車叮咚。

　　“車叮咚的特點在於交互性，並擁有音樂等多種媒體資源。去年1月樣機問世後，我就北上北京，馬不停蹄見了幾十位投資人，20天內搞定第一輪融資，得到了知名投資人徐小平等人1200萬人民幣的投資。特別是徐小平的背書是非常重要的”，張昊説。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全球硬體設計與製造中心的深圳擁有深厚的産業積累，而智慧硬體領域是傳統製造業和網際網路的結合領域，與政府所推動的産業轉型升級不謀而合。某種程度上説，傳統産業轉型升級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結合點正是在於智慧硬體。

　　但是，試圖將製造業和網際網路兩大行業結合起來的創業者既感受到了其中的張力，也體會到了其中隱含的矛盾。

　　車叮咚創始人張昊説，智慧硬體正是傳統製造業和網際網路的結合點，兩方面各有優缺點，前者的一大優點正是在於成本控制，而智慧硬體行業的未來也在於將兩方面人才和經驗産生合力。

　　“在智慧硬體領域，深圳的優勢在於人才儲備和産業積累，但傳統行業的升級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創新精神，企業要有壯士斷腕、自我顛覆的決心，但這對於習慣了既有思路和業務的傳統企業太難了”，一位創業者説。

　　(文中楊明義為化名)

　　【深圳發展大事記】

　　●1980年8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

　　●1984年2月

　　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

　　●1988年11月

　　國務院批准深圳市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

　　●1990年12月

　　深圳證券交易所誕生。

　　●1992年春

　　鄧小平第二次南巡，視察深圳。

　　●1995年前後

　　深圳開始實施經濟轉型，重點發展以電子資訊産業為主的高新技術産業。

　　●2001年4月

　　北京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成立，標誌著深圳引進高層次人才取得突破。

　　●2008年

　　國際金融危機襲來，深圳出口導向性産業受挫，深圳加快經濟轉型升級。

　　●2010年

　　深圳關內外一體化方案獲批。

　　●2011年

　　深圳全市生産總值為11502.06億元，比上年增長10.0%，經濟總量邁上萬億台階。

　　●2015年3月

　　深圳宣佈打造國際創客中心。

　　●2015年4月

　　中國社科院發佈《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深圳超越香港躍居第一。

　　●2015年4月

　　廣東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掛牌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