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顯示，2006年以來，我國科研投入進入快速增長時期，2013年我國全社會研發投入已達1.19萬億元，佔全球研發投入比重達到11.7%，規模居世界前列。多家科技型企業負責人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反映，隨著科技經費快速大幅增長，科研管理體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暴露無遺，一些政策縫隙被撕裂、政策漏洞被擊穿，科技投入中途截流、跑冒滴漏普遍，甚至被套取挪用。

　　部分企業打科技牌撈“快錢”

　　政府為支援科技創新不遺餘力，然而一種科技“掮客”出現在科技市場上，其手法是與企業合謀套取科研撥款，再收回扣。某些企業打著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園、産業園，其實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資源，搞房地産開發，獲取土地增值暴利。

　　“科技市場上最近出現了一種科技‘掮客’，與企業合謀套取科研撥款，再收回扣。”江蘇一位企業董事長説，“我們公司的這幾年發展較快，已佔國內人造草坪市場45%份額，並出口到幾十個國家，地方政府給予的支援很多，受到的關注度不斷提高。不久前，有一個熟悉科技項目運作的人找到府來，表示能夠爭取到相關部門的科技項目經費，可達1000萬元。如果企業願意配合上報項目，等爭取到經費後，雙方各分500萬元。我當場拒絕了這個要求。”

　　“政府為支援科技創新不遺餘力，財政投入、稅收優惠、土地劃撥等方面投入巨大，尤其是大型民營企業，創新機制靈活，特別受照顧。”雲峰基金髮起人、江蘇五星控股董事長汪建國説，“我所知的一家大型民企，在全國圈地12宗，一年賺了30個億。打著高科技的牌子圈地搞科技園、産業園，其實是利用政府提供的廉價土地資源，搞房地産開發，獲取土地增值暴利。科技創新需要堅守陣地，耐得住寂寞。現在大家都在想方設法撈‘快錢’，沒人願意踏踏實實做事。政府對企業太照顧，有可能害了企業。”

　　記者在採訪中獲悉，某項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已獲得了國家科技經費20億元，並擁有自己的上市公司，近日在某地級市圈地2800多畝，計劃投資100億元建設一個科技園區。該園區計劃打造一個集應用與服務、産業孵化、科技體驗與休閒觀光、國際高端學術交流和技術外包服務等體系的綜合園區。

　　該項目一位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這個科技園土地價格遠遠低於市場價，還規劃了酒店以及住宅地産。記者在項目現場看到，該科技園更像是一個大型綜合房地産開發項目，儼然是一個新城鎮的規模。“我們這種國家重點項目，省裏不敢管，市裏搶著要。挪用國家科研撥款搞房地産開發，儘管可能獲利豐厚，不會造成國有資産流失，但是這種做法會分散許多精力，也是不符合資金使用規定的。”該企業內部人士説。

　　企業本為主體反成傀儡

　　“以企業為主體説了很多年，其實企業常常被當成炮架子利用。現在申請科研項目要求必須有企業參與，否則主管部門不批准，於是許多企業被拉進來做樣子。”中國機器人産業聯盟主席、新松機器人總裁曲道奎説。

　　曲道奎是留德博士，目前兼任一家研究機構博導，長期在科研機構和企業從事研發創新實踐。他介紹説，“我經歷過一些所謂的創新項目：項目申報環節，大學、科研院所早就談好怎麼分錢了；執行環節，沒人監督，也沒人真正搞創新；到了驗收環節，找一幫專家，都是研究機構、大學教授熟悉的人，都是來分錢的。申報、執行、驗收三個環節都有問題，很多錢就做了無用功。”

　　“有的項目讓企業進來，其實也就是借用企業的名義，分給企業一些錢，企業根本沒有主導科研活動，創新工作也沒有核心和主體。”曲道奎反思，“産學研”已經提了很多年，究竟誰是主導？這是最關鍵的。我國的工業化尚未完成，很多企業自身沒有研發能力，沒有專家隊伍，也不會組織研發，不知道哪個産品該創新，哪個技術有市場。於是，很多科研項目是以“學”為主導，但“學”又和産業離得太遠，導致科研創新成果不能形成産品，沒有市場推廣性，不可能産業化。

　　曲道奎認為，“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導，前提是企業必須具備主導的能力，我國絕大多數企業是民營小微企業，沒有能力主導創新。有的大型生産製造國企，也沒有創新能力；有的具備創新實力，但是老總又是行政任命，只想短期出成績，沒有長遠打算，沒有創新的動力。如果要強迫這些企業主導創新，會成為另一場災難。因此，當務之急不是要增加多少經費、設置多少項目，而是要篩選出真正具備創新能力的企業，避免經費再打水漂。”

　　監管體系存漏洞

　　有業內人士認為，近期出現了許多科研領域腐敗案件，究其原因，是體制內管的太死，但沒有管好。而科研經費一旦進入市場化的公司和企業，基本就沒人管了，因而出現各種尋租現象。

　　深圳華大基因是一家擁有4000多人研發團隊、基因測序能力穩居世界第一的公司。該公司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兩次從國有到民營的“脫胎換骨”，折射出國有科研機構深層次問題。

　　華大基因總裁汪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1999年，他與幾個研究人員為了完成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脫離國有科研機構創辦了華大基因研究所。他們爭取到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1%任務之後，自籌資金1500萬元，並獲得了國家有關部門3500萬元支援，組織完成了基因組計劃。2002年，一家研究機構決定以華大基因為基礎成立“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將華大基因核心骨幹全部納入中國科學院體系，由“體制外”回到“體制內”。2007年，研究所幾十名科技人員再次放棄國有體制，二次創業。短短幾年發展成我國生物技術領域領先團隊。

　　汪建表示，體制內一些機制嚴重制約了研究工作，兩次脫離國有體制是“逼出來”的。

　　首先，體制內缺乏決定“研究方向與任務”的權力。假如留在體制內，不可能集中4000人專門從事基因測序與分析工作。體制內研究所學科設置完善、齊全，資金分配也無法集中在一兩項重點研究，造成許多研究工作沒有科學和使用價值，更不可能進入國際前沿。體制內科研資金分配是分散的，華大基因不可能將8億多元專門用於基因測序與分析工作，用近2億元經費購買測序相關設備。

　　其次，體制內對人力資源的調配權有限。目前，華大基因研究院執行院長王俊不到40歲，累計在國外頂尖雜誌發表論文40余篇，遠遠超過了許多院士的論文數量。李英睿、徐訊等業務骨幹均不到30歲，卻發表了近40篇國際一流論文。高中肆業的趙柏聞，17歲時放棄高考進入了華大基因，如今作為主持人帶領著一個由近10位外國教授、博士組成的研究團隊開展研究工作。這些在體制內是不敢想像的。

　　“企業要搞科技創新，一定不能按照主管部門制定的戰略方向和資源配置方向為方向，因為這兩方面常常與市場方向發生偏差，一步走錯可能步步皆錯。”汪建説。“近期出現了許多科研領域腐敗案件，究其原因，是體制內管的太死，但沒有管好。而科研經費一旦進入市場化的公司和企業，基本就沒人管了，出現各種尋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