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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孝公十八年（西元前344年），商鞅監造的“商鞅銅方升”就是當時所採用的標準器。《考工記》所記載的“嘉量”和東漢時期的新莽嘉量，同樣都是中國古代社會使用的標準器。無論這些標準器以什麼形態出現，都是當時中央政府出於對客觀物理屬性進行衡量的需求。儘管它們的形狀、材質隨時代變化而變得更為精密，但對品質的衡量仍然是度、量、衡3種物理指標。《禮記·王制》記載：“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由此可見，在古代技術條件的限制下，産品品質的評價局限在長寬、品質、體積等簡單的物理指標上。雖然用度量衡3種有限指標對産品品質衡量存在很多的局限性，但是在技術水準沒有發生根本革新的情況下，可以勝任對大多數産品品質的簡單判定。

　　計量和標準制度是以國家強制力推動的品質管理工具。要想使計量和標準作為品質管理的工具在一定區域內被廣泛採用，需要國家強制力的推動。離開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即使有再多的計量工具和標準規範，也不能實現區域內産品品質的客觀屬性符合通用要求。標準即使不由中央政府來進行規範，民間也可以自覺作出自己的規定。《孔叢子·小爾雅》描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這是民間最簡單的採用身體來衡量體積的方式。然而，度量衡雖然可以對客觀標準的符合與否進行衡量，但是到達何種標準水準，卻是需要人的主觀判斷。《墨子·經説（下）》第四十三篇中記載：“物，甚長甚短，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該文論述的就是何謂標準，標準之所以能成為標準，能夠使品質得以衡量，並産生“合格”與“不合格”的判斷，在於以國家強制力為基礎確定標準的統一。脫離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標準只能算是一種鬆散的規定。因此，用同一標準來衡量品質，才變得可行且有價值。同時，標準的提升也由政府一手包辦。《考工記》中對車的品質等級進行劃分：“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利用劃分等級的辦法，産品可以在滿足最低要求的基礎上逐級提升，以滿足不同主體的需求，或者是以不同等級的産品來匹配不同身份的使用人。《秦律十八種·工律》中記載：“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長，廣（夾）狹必等。”這為標準作了確切的註釋，即要求製作某同一類型的物件，其外形尺寸必須等同。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效律》，對度量衡器具的檢驗誤差限度，作了詳細規定：“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貲官嗇夫一甲；不盈十六兩到八兩，貲一盾。……黃金衡羸（累）不正，半朱（銖）以上，貲各一盾。”用律文的方式對度量衡的校驗進行明確，是貫徹同一産品達到統一品質標準的法律保證。

　　此外，就標準器的使用而言，還需要解決其精度問題，以滿足全國各個不同地方的官營作坊按照統一標準進行生産。中央政府不僅製作了可供參照的標準器發至全國各地，還在標準器上加蓋銘文以示對標準器本身校驗準確的認證。秦代還定期對度量衡器具進行嚴格校準。度量衡標準器具會受到磨損、變形和熱脹冷縮的影響，這使得標準器的度量存在偏差。因此，地方官府設有專職的檢驗校正工匠，每年對度量衡器具進行一次校正。各地用於校正度量衡器具的參照物，是中央統一頒發的標準器。政府選擇在氣溫、濕度皆適中的仲春、仲秋兩個時段進行檢定，以保證檢定的準確性。標準器校驗並對其精準度評定，這與現代的計量檢定校準制度有類通之處；對産品的檢驗，就是今天的檢驗，也相當於現代的合格評定。從這個意義上説，秦漢時期是把計量、標準和合格評定三者置於統一框架之內，使三者成為有機統一的整體。秦漢時期實現了質檢工具和應用方法的創造與創新，為我國質檢體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

　　計量和標準制度具有基礎性和延續性。計量和標準制度一經確立，在一定時期內不會發生大的變動，使品質符合性判斷也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商鞅在秦孝公十二年（西元前350年），對田製作了規定：“畮，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秦田二百四十步為畮”，雖然所用尺的標準有多次變化，但是以240步為一畝從秦代到清代都未改變。某些領域的標準一經確立，也成為後世的規範，並會被一直沿用。《考工記》記載了古代王城建築工程的各項標準規範：“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其中“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王城佈局模式都是歷代遵循的建造規範。明清兩代皇帝所住的皇宮就是嚴格按照“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標準設計建造。計量和標準制度的相對穩定性，使得傳統的標準形態得以延續，也避免了因標準指標的隨意變更而造成品質判斷的混亂。

　　計量和標準制度也會隨著時代的進步，在單位系列、進位關係、單位量值、標準器型式作出適當調整。東漢時期劉歆所設計製造出的新莽嘉量，在量制上承襲商鞅方升，在形式上承襲栗氏嘉量，並在此基礎上對使用的材料和度量的精度進行提升。東漢以後各代都以劉歆創立的以律校度、以度審容、以黍的容重作為確定度量衡3個標準量的方法，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這成為後世度量衡標準的圭臬。這種持續改進是單向的，計量會隨著社會發展對精度提出新要求，因度量對象的增多而産生更多的計量方法；標準則會因需求變化不斷提出新要求。整體上，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計量和標準制度的不斷完善，也因此推動了品質評價的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