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英團

　　在國資委下屬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執行完畢後，所有國有企業將全面仿傚執行限薪政策。下一步，在國資委管理之外的金融企業、各省國企以及央企子公司的高管限薪政策將全面實施。這意味著，所有國有企業高管都將實施逐級限薪政策。

　　“限薪令”之下，不少企業做出了積極的調整與控制，但是，一些央企或國企還是很任性的，非但沒有限薪、降薪，反而“突擊漲薪”，甚至是“掐點”執行“限薪令”。中紀委日前公佈的第一批央企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中國石化、神華集團、中國南方航空的高管們各自在履職待遇、薪酬用工管理、職務消費超標方面存在著很多問題。一些央企甚至採取了變通手段把高管們的收入“藏起來”。比如，從中國船舶最新年報看，上市公司總經理2014年不再從上市公司領取報酬，改從股東方獲得收入，無需通過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相關資訊。

　　與年薪比起來，國企高管們的“職務消費”已經成為滋生“軟腐敗”的溫床。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來看，高管們不但坐享高額的年薪，還享有職務消費等隱性收入。部分央企高管通過“合謀”的方式自己設定對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標，然後自己給自己評定工作績效，最後自己給自己定薪酬標準，甚至出現了高管薪酬隨著業績下滑而上升的怪現象。同時，幾乎所有的國企都按級別設有職務消費，部分消費額度、隱性福利高過工資。比如，不少國企都把領導的吃、穿、住、行、醫、玩囊括到“職務消費”中，辦公室裝修、配備專車、體檢、療養、請吃等等，都可列在“職務需要”的名下。有媒體報道，北京市屬一家非上市銀行以發放補充公積金作為福利開支，該行董事長月公積金超5萬元，是基層櫃員的數十倍。

　　“高管吃肉，員工喝湯”在任何性質的國家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Bill）賦予股東多項權益限制高管的薪酬。自2012年起，英國所有大銀行必須公佈董事會成員及收入排名前8位的高管薪酬。在法國，虧損企業的高管是不允許加薪的。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發表有關“高管薪酬”講演時指出，作為問題資産救援方案（TARP）改革的一部分，得到政府救援的金融公司高管的工資將受到嚴格的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過50萬美元，要求相關企業申報其高管的基本工資，如果企業給予高管超過50萬美元年薪的股票獎勵，也必須在該企業還清政府貸款後方能套現。

　　過去10年中，發放給高管和董事的薪酬組合已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的披露規則未能跟上市場變化的步伐，而且在一些案例中，現行披露規則沒有反映真實薪酬狀況，反而模糊了人們的視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克裏斯托弗·考克斯在一份書面聲明中提議，建議修改美國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董事薪酬披露規則。SEC提議中的具體變化措施包括：擴大薪水、股票期權價值以及“所有其他報酬”的披露範圍。其他報酬包括養老金計劃的精算價值，以及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及其後3位最高薪酬高管的額外補貼的精算價值。提議還包括使用“簡單易懂的英語”進行披露的規定，以幫助股東理解，因為許多股東可能不是專業投資人士。

　　在國外，對高管薪酬的最大約束之一是公開透明的資訊披露。在我國的香港地區，高管薪酬披露資訊包括基本工資、津貼、退休養老計劃、花紅（年度獎金）、長期激勵或股權收入等。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無論是從法治還是從情理的角度看，也無論是從央企重獲民眾信任，還是從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高管們的薪酬必須透明化，包括股權激勵計劃、在職消費等資訊都應當清晰可見。唯此，國有企業才能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中發揮骨幹作用，才能真正在市場化的浪潮中引領中國經濟“乘風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