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産能、去杠桿，不僅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也事關十三五規劃的全面落實。為了把壓縮過剩産能的工作做好，我們要認識清楚目前壓縮過剩産能與前些年相比有什麼新的情況和困難需要重視和解決。

　　首先，所面臨的宏觀經濟形勢有所不同。長期以來我們往往是在經濟比較熱、增長速度比較快的時候，更重視對過剩産能的壓縮，而在經濟偏冷，發展速度下滑的關頭，往往較多強調要穩增長、保就業。其好處是盡可能減小了結構調整和産能壓縮對各方面帶來的衝擊。但這樣來回糾結帶來的問題是市場一直無法真正出清，一些過剩的産能不僅難以有效壓降，甚至還不斷有所增加，導致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這一次與以往不同的是，中央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果斷地將壓縮過剩産能作為當前的重點任務突出提了出來，這反映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産能過剩這一影響和妨礙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壓縮過剩産能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困難有了更大的應對勇氣和決心。

　　其次，所面臨的社會環境有了很大變化。與上世紀90年代集中實施的企業改制、轉型、一批企業破産關閉的情況相比，現在的環境已經不同。當時所涉及的企業主要是國有獨資企業，涉及的人員主要是國企職工，企業的負債也主要來自國有獨資銀行。在那樣的條件下，企業關停並轉和職工安置所需的成本，無論如何分攤、由誰負責，實質就是財政是從左口袋掏錢還是右口袋掏錢，是今天付錢還是明天算賬的問題。因此當時可以設計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例如企業即便是已經抵押給銀行的資産，變現後也要先用來安置職工，銀行要放棄優先受償權；成立的四大資産管理公司要按賬面原值收購銀行剝離的不良貸款，而相關損失最終由國家財政承擔；同時，對部分經營存在困難但仍具有一定市場前景的企業實施債轉股，將銀行對這些企業的債權轉為股權，等等。當時，這一系列時間換空間的政策設計之所以能夠成功，很重要的一點是那時企業和銀行産權結構是單一的，政府能夠通過行政手段來解決和處理這些問題。但現在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市場化程度已經明顯提高。國有獨資企業數量已經不多，需要壓縮的過剩産能也不僅僅是表現在國有企業中，幾家大銀行儘管還是國家控股但已在海內外上市，中小銀行的股權結構則更是多元化了，因此，當年的一些行政化政策措施現在已經無法再簡單施用。如何在當前情況下做好壓縮過剩産能的工作，需要進一步細化措施和方法。

　　建議首先算清壓降過剩産能的成本賬。各地究竟有多少企業屬於産能過剩行業，它們的凈資産還有多大，資産轉讓變現前景如何，它們在銀行貸款情況怎樣，資産抵押情況如何，所牽連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各類職工安置費用需要多少，當地新增就業崗位的容量還有多大，等等。

　　同時還要考慮清楚哪些需通過財政渠道解決，哪些應該由其他股東負責；需財政解決的，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應該如何合理分擔，以什麼形式分擔；哪些要通過社保渠道解決，社保渠道承受能力如何；究竟有多少貸款本息已經確實難以償還銀行，相關銀行核銷不良貸款的財務能力究竟有多大，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銀行風險的底線在哪，等等。

　　只有把這些賬算細了、搞準了，才能分清各類市場主體的責任，才能把有關工作任務真正落實，才能做到既堅決把過剩産能壓下來，又切實保證社會安定平穩。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建議一定要堅持依法辦事，一定要堅持市場化的改革取向。要努力避免一些階段性措施所可能帶來的機制性問題，防止給今後經濟社會發展增加新的困難和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