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前139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斷匈右臂”，聯絡被匈奴擊破、驅逐的月氏王國，共同打擊處於擴張態勢中的匈奴。可以説，這條被後人命名的絲綢之路，最初的緣起就是為了解決國家安全問題。而世事的複雜性就在於，沒有完成出使任務的張騫，卻打開了中國聯通西域的路，鑿空般開啟了中國與西域國家之間的交往歷史。綿延兩千年不絕的絲綢之路，成了連接彼此的紐帶和通道。

　　歷史不負責為現實提供直接答案，卻蘊含著指點迷津的經驗線索。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告訴今天的我們，“安全”與“發展”是亞歐大陸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帶一路鴻鵠之略能夠實現高飛遠翔的雙翼。

　　助中國突破

　　“海洋安全的困境”

　　中國位於亞歐大陸東麓，是倚陸面海的大國。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尚未形成之時，海是天塹，而內陸卻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對以定居農業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國來説，長期的外部安全威脅基本來自內陸。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隨著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斷擴張，以全球貿易為核心的海洋經濟日漸興盛，列強自海外來。海權開始支配陸權，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也漸漸轉移到了海上。據統計，1840〜1949年，帝國主義從海上入侵中國的次數達93次。帝國主義主要來自海上，這是符合歷史經驗的規律性認識。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維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顯著提升，特別是在經歷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國家直接從海上入侵中國本土的可能性日漸降低。改革開放後，中國與海外經濟的聯繫日趨緊密，海上安全的內涵出現了新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之初，為更方便地獲得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我國採取了“兩頭在外大迴圈”的發展策略。在沿海地區建立了4個經濟特區，隨後又擴展到開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從南到北的沿海連綿開放帶。這一做法適應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抓住了難得的發展機遇，不僅使這些城市和中國沿海地區得到快速發展，也推動中國經濟在30年中實現了高速增長。然而，經濟的沿海化導致了國家的經濟重心出現了東重西輕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潛在的戰略隱患。

　　經濟的沿海化，還強化了我國對海外市場和海外資源的高度依賴。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達60%，東部地區則超過90%，每當海外市場發生重大波動，就波及我國經濟的發展甚至是我國社會的穩定。與此同時，我國對海外資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賴也大大增強。2013年，我國進口石油佔石油消費量超過56%，其中70%要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據統計我國進口的鐵礦石、石油和所有外貿總運量的90%以上都要通過海上運輸，海上運輸通道成為我國的命脈，維持海上通道的暢通是維持我國國民經濟正常運作的基本保障。

　　經濟重心沿海化、資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也在成為制約我國安全和長期穩定發展的重大瓶頸。近年來，美國軍方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我國的戰略構想，如空海一體戰、離岸封鎖、抵消戰略等，都是根據我國經濟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徵，量身定做的軍事對策。據美國一些智庫的研究報告透露，美國軍方曾多次演練封鎖中國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問題”，正在成為我國安全和發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決這一安全難題，我們除了要積極發展海上力量，努力維護中國的海權，還需要有更長遠的戰略設計。也就是要從更為宏觀的國際政治角度認識經濟過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戰略隱患，改變國家重心過於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強亞歐大陸的通道建設，通過使用現代交通技術的進步，開闢和建設能夠滿足中國長期發展和應對海上安全需要的陸路通道。

　　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並不是完全針對海洋安全困境的對應設計，卻為我們擺脫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戰略路徑。加強通道建設，實現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此舉可以極大改善我國的戰略態勢。同樣重要的是，陸路通道的建設，可以避開與海上霸權國家的正面交鋒，這是戰略上的避實就虛之舉。對馬漢思想繼承者的霸權國家來説，海權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戰略原則。在要麼全佔、要麼全丟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慮海上軍事力量的對比，僅從兩洋國家與海陸兩棲國家的地緣因素，中國就難以佔據上風。然而，我們是海陸兩棲的國家，中國可以背靠崑崙山，面對太平洋，可以倚陸向海。從地緣角度看，中國雖無兩洋之利，卻有陸海兩通之便。在亞歐大陸的內陸，中國佔據著海洋國家難以企及的地緣優勢。內陸是海權國家的軟肋，卻是我們的強項。當然，要建設和運作陸路通道一定會存在著許多困難，但和與虎謀皮式的海權爭奪相比，這是對中國勝算更大的博弈。

　　從長遠看，建設陸上通道，實現大陸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有利於打破以海上霸權為核心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禁錮，為處於全球化邊緣地帶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尋找一條新路。一條不受海上霸權制約的資源和製成品通道，可以讓“窮國”之間形成互聯互通、互助互利的紐帶，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合作之網，讓總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活動發生轉向，改變目前世界體系已經固化的中心-邊緣等級結構，為促進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現，創造歷史條件。

　　營造共同發展、

　　共同安全的亞洲

　　在1997年金融風暴後，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蒂爾曾經指責國際投資基金的投機行為，使東南亞國家經濟倒退了20年。這場風暴給亞洲國家留下的教訓是，要想維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就需要抱團合作。從1999年起，東盟與中國之間開始推進自貿區談判與實際合作。經過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這個自貿區涵蓋了11個國家、19億人口，佔世界貿易13%。這標誌著，亞太區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階段。

　　2010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東盟地區論壇上發表講話，聲稱南海問題涉及美國利益，美國有責任和有關國家解決這一問題。接著，美國政府官員高調宣佈“美國重返亞太”。美國在重返亞太后，挑起亞太地區國家原本被擱置的安全議題，攪亂了東南亞地區的人心。東亞地區經濟合作雖然還在延續，卻不斷受到各種安全爭端的干擾。中日韓之間、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之間都出現了矛盾，嚴重衝擊了區域國家間“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勢頭。東亞國家經濟及貨幣合作的議題被擱置，而領土、領海等安全爭議卻成為了亞太國家關係的焦點。

　　今天的亞洲擁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經濟總量，是眾多文明、民族的匯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同時，亞洲地區的安全問題也極為突出和複雜，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環境安全、網路安全、能源資源安全、重大自然災害等安全挑戰一直存在，並隨著全球危機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國家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極大惡化了亞洲地區的安全環境。美國重返亞太后，亞洲國家再次發現，如果不解決安全問題，或者把區域安全寄託在域外國家身上，就會對區域合作發展造成嚴重衝擊，合作進程將受到嚴重破壞，發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國際資本的強權所掠奪。因此，在區域經濟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發展與安全要兩手抓，而且兩手都要硬。

　　習近平在2014年5月召開的第四次亞信會議上指出，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亞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過加強合作來實現亞洲和平穩定。習主席在出訪時多次強調，中國願意與周邊國家合作，歡迎大家來搭中國發展的便車，願意與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安全。

　　正是針對亞洲區域發展和安全面臨的挑戰，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與以往相對單一的區域合作計劃相比，一帶一路更具有綜合性，它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個建設共同發展、共同安全的泛亞區域。泛亞區域是發展中國家集聚的區域，這裡的大多數國家與中國一樣，都品嘗過“落後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對世界上列強國家，僅僅靠一國的努力，既無法實現安全，也無法保障發展。所以，亞洲地區要合作發展，必須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沒有共同安全，共同發展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應該説，這是順應亞洲發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戰略設計。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必須要做到發展與安全的一體化。中國積極倡導的是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目標是要搭建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用、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國仁而小國智的亞洲，應該是比在美國強權體制下更安全也更繁榮的亞洲。

　　我們必須看到，殖民主義者在泛亞區域製造並遺留了大量的歷史問題，國家和民族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異巨大甚至存在嚴重衝突，這説明在推進一帶一路構想中，必須要發展、安全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現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區域安全框架，建立區域內部消除矛盾的機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發的危機，對已經存在的爭端要降溫，避免軍事性衝突。可以考慮把“上海合作組織”的經驗進行推廣，也可以將“上合”組織對外開放，吸納更多亞洲國家加入；還可以考慮把亞信機制常態化，組織化，建造經得起風雨考驗的亞洲安全大廈，形成區域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動、齊頭並進的大好局面。

　　建設發展中國家的

　　命運共同體

　　要認識和理解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必須和建設利益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的戰略聯繫起來。近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在提出建設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同時，多次倡議要與周邊國家建設“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顯然，兩者之間有著內在聯繫。

　　2013年3月，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外訪俄羅斯，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就提到了“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在上合組織成員國比什凱克元首理事會上，習近平指出我們需要樹立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意識，加強合作，聯合自強，把上海合作組織打造成成員國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使其成為成員國共謀穩定、共同發展的可靠保障和戰略依託。在印尼國會演講中，習近平鄭重提出了“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強調要堅持講信修睦、合作共贏、守望相助、心心相印、開放包容，使雙方成為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在2013年10月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更是用“命運共同體”定位新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提出“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中國領導人的相關論述和政府規劃顯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與建設區域國家“共同體”與一帶一路構想之間有直接聯繫，一帶一路構想則是建設共同體的路徑與手段，而建設命運共同體才是一帶一路的真正目標。我們要理解和推進這一重大戰略構想，必須把有著內在聯繫的兩者統一起來認識和落實。因為只有在共同體的基礎上，才能形成鞏固的經濟圈，才能實現一帶一路構想。

　　所謂共同體就是具有共同目標、彼此認同並有歸屬感、能夠相互合作的社會組織,是人類實現合作共存的一種組織形態。在不同生産力水準、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出現過多種多樣的共同體。建構和發展互利共贏的超國家、跨文明共同體，是在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陷入危機的歷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機的可選擇方向；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通過相互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安全，擺脫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強食的現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單一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幾乎是無法實現的目標。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就只能團結起來，取長補短，聯合奮鬥。即使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也需要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由此可見，中國領導人之所以提出建設共同體和一帶一路構想，並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於對全球危機的認知和世界大勢的研判，是對未來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做出的戰略性選擇。因而，這將會是中國在一段時期內穩定推進的重大戰略。

　　建設共同體是否意味著結盟？對此要作具體分析。建設共同體是一種國際合作方式，利益與共的就是利益共同體，命運與共的就是命運共同體。共同體是以合作解決自身發展和安全問題為主的國家聯合體，不強調針對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脅，也要聯合發聲，團結應對。就國際法而言，共同體是一種新的“盟”，但卻沒有傳統盟國的排他性特徵。它超越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軍事同盟，佔有道義高度，更符合當下與未來世界局勢的發展。這是中國在國際安全領域的戰略創新，我們應該積極推進。

　　鋻於全球局勢及泛亞區域歷史和現實問題的複雜性，建設共同體和推進一帶一路肯定會經歷多種多樣的困難。然而，這一宏大而深遠的構想，對於中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對泛亞區域國家的共同發展和共同安全，對未來世界的多樣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義。值得中國和區域國家一道努力，去實現這一戰略目標。

　　(來源：《中國投資》 作者：北京航空航太大學戰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