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成了熱門話題

　　中國網財經3月9日訊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3月5日在京召開，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保護和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

　　當天下午，在參加台灣團審議時，國家衛生計生委主任李斌進一步透露，公立醫院薪酬制度改革文件計劃在今年出臺。她強調，“今後不能把個人的收入和科室的收入、醫院的收入掛鉤。要考核工作量，考核技術的難易的含量，考核服務的品質和態度，考核群眾滿意不滿意，通過這些改變考核的指揮棒”，同時推行目標年薪制，使醫生對收入有一個穩定的預期，有一個穩定的薪酬的目標。

　　眾所週知，醫生是整個醫療體系的核心資源，也是醫改的重中之重，但此前這個關鍵群體的價值卻被大大低估。上述表態意味著，自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適應醫療衛生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以來，這一旨在“讓醫生恢復到看病的本位，心無旁鶩地看病”的機制建設正式提上日程，長期被抑制的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待遇有望改善，而大處方大檢查、商業賄賂、醫患衝突等一系列“以藥養醫”體制下的痼疾或將因此得到紓解。

　　三明的經驗

　　當前我國公立醫院醫生平均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倍左右。從國際比較看，我國醫生薪酬的相對水準處於合理範圍下限，略偏低。而薪酬構成不合理、退休與在職收入反差過大、地區和醫院間差別大更加深了我國公立醫院薪酬制度的缺陷，從而直接導致過度醫療和醫患矛盾，並造成偏遠地區和基層醫院留不住好醫生，醫療品質無法保證。因此，必須將醫生薪酬制度改革放到重要位置，否則公立醫院改革不可能取得實質進展。

　　在這一改革上，福建三明進行了積極的嘗試。3月8日，在“聲音·責任”醫藥衛生界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專題研討會上，三明市衛生計生委副主任于修芹全面介紹了三明的改革經驗。

　　三明市醫院院長實行年薪制，薪酬標準由政府定，資金由財政負擔。2014年院長年薪從20萬元到38.13萬元不等。市醫改領導小組每年根據院長履職情況進行綜合考核，考核結果作為院長年薪和選拔任用、管理監督、激勵約束的重要依據。醫生也實行年薪制，年薪與崗位工作量、醫德醫風、社會評議掛鉤，不與藥品、檢查、耗材等收入掛鉤，讓醫生回歸“治病救人”角色，不必再為創收考慮。目前，全市對醫師、技師和臨床藥師按不同職級崗位核定10-25萬元的年薪水準，遠高於改革前的收入水準，是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3-5倍。

　　在對院長和醫生實行年薪制、大幅提高合法收入的同時，三明嚴厲打擊非法收入，極大提高醫療賄賂的風險和成本。為斬斷黑色利益鏈條，三明實施重點藥品監控機制，建立全市重點跟蹤監控品規(廠家)目錄和企業黑名單制度，對有回扣行為的生産企業，要求所有醫保定點醫療機構在1-3年內停止從該企業進貨。嚴格控制抗菌藥物使用，要求醫院每月公開抗菌藥物用藥量前10名的品規及其開具醫生資訊，對連續3個月排前三名的抗菌藥物暫停使用，對責任醫生進行誡勉談話。

　　嚴格控制大檢查，要求二級、三級醫院大型設備檢查陽性率分別控制在70%、75%以上，檢查費用佔醫療總費用分別控制在3.5%、5.5%以內。對收受回扣的醫務人員，視情節輕重，暫停或吊銷其執業證書。對相關的醫保定點醫療機構，暫停財政撥款，對違規費用不予結算。對醫務人員收受回扣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取消其所在醫療機構醫保定點資格，追究醫療機構主要領導責任。“組合拳”推出後，醫務人員對改革的態度從以前的觀望和抵觸，轉變為現在的積極配合，主動參與。

　　醫改的主體是公立醫院，主力軍是醫務人員。沒有醫務人員的積極支援和參與，醫改是無法順利推進的。目前，福建三明的醫改實踐被政府相關部門看好，認為這一探索突破重重困難，既斬斷醫生和藥品之間的利益鏈條，又調動了醫療機構的積極性；既降低百姓看病成本，又沒有增加公共財政負擔，使醫院回歸公益性。

　　藥企行銷模式嬗變

　　談到“讓醫生恢復到看病的本位，心無旁鶩地看病”，其緣起是過去多年來廣受詬病的“以藥補醫”，即以醫生的勞動來實現藥品的高附加值，以藥品的高利潤補充醫生收入的缺口，拉動醫院的經濟效益，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轉。

　　隨著改善醫生待遇機制的建立，破除“以藥補醫”進入實質攻堅階段。過去藥企和醫院、醫生之間建立起來的利益輸送關係或面臨瓦解，藥企將無法再避過嚴格的監管而與醫生達成“灰色交易”，帶金銷售等傳統藥品行銷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

　　自2013年反商業賄賂風波後，葛蘭素史克(GSK)以此為契機率先改革傳統的銷售模式實施了運營模式的根本性改革。這一改革提倡高品質、高效率地與醫療專業人士互動、交流醫療資訊，從而更好地服務於病患需求。同時，此項改革還致力於從根本上避免制藥企業與醫療專業人士可能發生的不正當利益輸送，為制藥行業提供一個可借鑒的改革方案。

　　GSK中國區副總裁章英偉在“聲音·責任”醫藥衛生界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專題會上表示，現在行業記憶體在兩種態度，一個就是像GSK這樣，覺得現在是一個很恰當的時機做出改變；很多公司已經做出一些調整，只是沒有那麼明顯；當然還有一些公司仍然墨守陳規。在我們看來，問題不是要不要變化，而是必須要面對外部的要求。“所以市場上有各種各樣的聲音，但沒有人説我們方向錯誤。儘管承受著先驅的壓力，但是我們認為，做正確的事情永遠不會嫌早，也希望更多公司一起推動規範的學術交流，助力健康的醫療環境的營造”。

　　的確如GSK，事實上，一些變化在制藥行業的確已經開始。比如，不少跨國藥企已將更多資源轉向醫學事務職能，更注重與醫生對話的品質，而非數量。醫學事務職能將在與醫生的互動中扮演比以往更積極的角色，同時與市場開拓團隊密切合作。有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2年，亞洲市場設有醫學聯絡的公司比例從7%提高到了21%。

　　國內行業協會組織也在積極行動。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製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等9家醫藥行業協會自2013年起便積極在業內倡議實施《醫藥企業倫理準則》，呼籲政府繼續強化改革、依法行政、揚善懲惡、凈化市場，共同助力規範中國醫藥市場秩序，為大眾營造一個健康、有序的醫療保健環境。目前參與倡導這一準則的中國醫藥行業協會已經增加到17家。同時，在行業協會的積極努力下，去年發佈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中，“醫藥代表”被列入其中，定義為“代表藥品生産企業，從事藥品資訊傳遞、溝通、反饋的專業人員”，並界定了醫藥代表的工作內容。

　　這意味著，藥企與醫生正在重塑全新的關係。業內人士預測，未來藥企與醫生的溝通將越來越回歸學術本質，在提升醫生專業技能方面仍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