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樓蘭古城出土的1700年前的書信，通篇只有兩個字

1909年，日本探險家橘瑞超在樓蘭古城“三間房”遺址內的土坯墻縫隙處，發現了沉睡了1500多年的《李柏文書》。這份蘊含著豐富歷史資料的前涼文書，成為20世紀初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李柏文書》被認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紙本書信實物。它不僅為研究前涼時期西域政治、軍事和文化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細節資料，而且其書法藝術的獨特風格，也成為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的重要見證。

這封文書背後究竟隱藏著哪些故事？這一時期的西域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情況如何？文書的書法又如何打破了中國傳統書法的“南帖北碑”觀念？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1700年前的討逆信  

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的爆發導致經濟和社會遭到嚴重的破壞、王朝力量衰退。316年，西晉滅亡。次年，皇族司馬睿于在長江下游建立東晉，並將都城設在了建康（今南京）。許多北方士族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南渡。

此時，駐節在西域樓蘭的西晉西域長史李柏加入了前涼政權，繼續擔任西域長史。

這一時期，各地戰事頻仍，一些勢力趁機割據。駐守在高昌的戊己校尉趙貞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圖割據稱雄。得知這一情況後，李柏立即報告前涼王張駿，並請求出兵平叛。為避免腹背受敵，他還需要獲得西域重鎮焉耆的支援。

這兩封信稿即是李柏在328年左右寫給焉耆王龍熙的。這兩件文書現藏于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編號為538A、538B。以下是編號538B信稿的內容：

“五月七日，海頭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頓首。別□□恒不去心，今奉臺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海頭），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回復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聞通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

信中，李柏向焉耆王表達了問候和對國家安危的關心。他于五月二日回到樓蘭，猜測此前繞道北虜回焉耆的涼州官員嚴參事和焉耆王使回復羅，應該已經到了。因此，李柏特意書寫此信，派遣使者前去慰勞，並傳遞消息。迫於形勢，李柏急於在進攻趙貞之前了解北虜和焉耆方面的動態，以期獲得必要的支援。

學者分析，由於文書涉及高度機密的軍機要務，儘管其主要目的是請焉耆王龍熙不要勾連趙貞，並支援平叛，但信中並未直接提及趙貞的名字。從信紙的塗抹痕跡可以看出，李柏反覆斟酌措辭，多次修改草稿。現存的兩份信稿可能是李柏在正式撰寫信件前所擬寫的草稿。文書的發現，不僅證明了至少在328年時樓蘭古城還駐有重兵，而且李柏是一位忠誠于國家統一大業的有識之士。

文書背後的民族交融史

《李柏文書》的發現，是20世紀初西域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對研究古代西域的政治、軍事、文化以及民族關係具有重要意義。這份文書不僅是漢人政權（前涼）經略西域的實證，更是東晉時期中原與西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寫照。

前涼，作為東晉十六國時期漢人在涼州建立的政權，由張軌于永寧元年（301年）被西晉朝廷任命為涼州刺史後逐漸發展起來。在中原經歷“八王之亂”和群雄割據之時，張軌及其子孫在涼州勵精圖治，推行一系列有效政策，促進了農業生産、教育發展，加強了武備，確保了社會的安定。這一亂世中的“樂土”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和百姓前來避難，使河西保存並傳承了一脈魏晉文化。

隨著前涼經濟文化的繁榮，西域各國開始向前涼納貢，如《太平禦覽》所引《前涼錄》記載的西胡所獻金胡瓶，展現了當時西域與前涼的密切聯繫。（“張軌時，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狀，並人高，二枚。”）

西晉滅亡後，張軌之子張寔于317年自稱涼王，到了張駿時期，前涼臻于鼎盛，對西域的治理也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據史料記載，當時西域諸國向前涼進獻了汗血馬、大象、孔雀等奇珍異品。

《晉書》載：“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張駿派兵擊敗趙貞後，于327年在戊己校尉駐地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設立高昌郡，郡下設縣，縣下又設鄉、裏。這是中原郡縣制首次在西域地區實施，意義深遠。《李柏文書》的發現，正是前涼平定高昌和經略西域的實證，也證實了郡縣制在西域地區的推行。

前涼之後，後涼、西涼、北涼等政權也先後在高昌設郡。特別是西涼和北涼滅亡後，許多河西民眾將高昌作為避難之地。敦煌的張氏、宋氏、索氏、夏侯氏等漢人大族紛紛遷徙至此，使得高昌逐漸發展成為多民族的交錯聚居地。隨著人口不斷增加，高昌地區的農業生産和經濟文化日益興旺，族際通婚現象明顯增多。

高昌與中原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響。《北史》卷九七《高昌傳》載：“（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

文書風貌的藝術價值

文書原稿寫于麻紙上，現存兩件，長均為23釐米，寬分別為27釐米和39釐米。這份文書的書法風格獨具特色，筆畫中既帶有隸書的筆意，又顯露出東晉流行的行書風貌。這樣獨特的書法風格，為研究中國書法特別是行書的發展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文書中的字形大小不一，長短各異，且明顯帶有隸書的遺風，如“五”“心”“嚴”等字。第四行“未知⋯⋯國中”，行氣流暢，已顯露出東晉時期北方流行的行草書法風貌。《李柏文書》書風獨特而自然，融合了隸書之端莊、行書之流暢和草書之灑脫，整體與王羲之早期書《姨母帖》較為接近，都是介於隸行之間的書體形式。

樓蘭出土的《李柏文書》，以其經典的“帖學”範式證實了中國“帖學”書法的多元起源，對中國傳統書法史學中的“南帖北碑”説提出了挑戰，實證了西北地區是中國“帖學”書法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李柏生活在東晉鹹和至永和年間，與“書聖”王羲之大體同時代。《李柏文書》與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年）創作的《蘭亭集序》年代相近、書體相倣，為研究中國書法演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李柏文書》的出土，對正確認識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歷程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此外，《李柏文書》是我國目前已發現最早的紙本書信實物，為書寫載體變遷研究提供了關鍵物證。同時，它也是前涼唯一有史書可印證的重要人物的文書遺跡和名人手札，具有珍貴的歷史與文獻價值。

作為一份跨越千年的重要歷史文獻，《李柏文書》不僅見證著一個時代的變遷，也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它為後世提供了研究古代西域政治、軍事、文化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讓我們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與人文精神。同時，它也見證了西域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統一性。

（作者簡介：楊超，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