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是“堯都”嗎？

“經過對陶寺遺址40多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我們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考古—文獻—人類學’證據鏈，指向陶寺都城遺址為堯舜之都，它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堯舜時代並不是傳説而是信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説。

“堯都平陽”的説法在古文獻裏多有記載，但“平陽”在哪，眾説紛紜。

實際上，早在2015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上，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就表示：“沒有哪個遺址像陶寺遺址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志資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堯都在臨汾一帶。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近年來，關於“堯都”的討論越來越多，支援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堯是婦孺皆知的傳説中上古時代的“聖王”，如果堯的都城從傳説走到現實，確實是讓人感到震撼和激動的。

早在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晉南組織考古發掘時就曾感嘆道：“臨汾縣，這是一個勾起人們歷史遐想的城市——帝堯的古都！中國的讀書人又有誰不熟悉這位偉大君王的種種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過一個雛形的城市沒有？”

也許隨著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深入，未來會有更加明晰的答案。

這裡住著地位最崇高的“王”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後世歷史文獻記載、當地民族志資料證據、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共同指向堯都在晉南臨汾一帶，臨汾也有諸多“堯都”的文化印記。

在幾十年的考古過程中，結合磁力儀和探地雷達物探、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等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測年技術在內的年代學探討，判定陶寺文化的主體年代為西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之間，與古籍中堯舜的時代大致吻合。

陶寺遺址發現了中國史前都城要素最齊全的城址。考古工作者發現陶寺遺址中的古城僅城墻以裏的面積就達到了280萬平方米，相當於晚了幾千年的北京故宮面積的4倍，比後世享譽世界的平遙古城的面積還要大，而同期在河南發現的10余處龍山時代的城址則要小得多，而且多數只有一重城墻甚至沒有城墻。

陶寺古城的外城城墻東西長約1800米，南北寬約1500米，城墻的地下夯土地基深達10米，考古人員還在一座城門遺址中發現了中國最早的高等級門闕，有著與故宮午門一樣的東西城闕圍合而成的“凹”形城門。在外城之中，人們還發現了被城墻所環繞的宮城，陶寺古城因此成為中國最早的宮城—外郭城雙城制都城。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原院長戴向明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種種證據顯示，這裡的一切都不同凡響，是那個年代的“頂配”，一定住著地位最為崇高的“王”，這個王很可能就是傳説中的帝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領隊高江濤表示，夏代之前是龍山時代，這是被考古證實的真實存在。在龍山時代的山西地域，有著很多與堯舜禹相關的傳説，以堯或者堯舜禹為代表的那個時代是真實存在的，這是可以確定的。“但那個時代與文獻記載的很多神話性的內容是兩個概念。因為對遠古的傳説和記載會被添枝加葉，各種因素綜合起來才成為我們現在知道的樣子，傳説反映了那個時代，但那個時代的事情不是傳説本身。”

高江濤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另一件可以確定的事是，陶寺是龍山時代的一個都城，“至於給這座都城貼上什麼樣的具體標簽，是堯的都城還是堯舜禹的都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是可以討論不同意見的”。

與史書記載吻合的“觀象授時”

何努參與陶寺考古發掘20年，曾長期擔任陶寺考古隊領隊。在陶寺中期城址東南，有一處神秘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經過何努主持發掘，又經多家單位的十幾位天文學家的論證後，認為這就是陶寺古觀象臺基址，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4000多年前的“觀象授時”機構呈現在世人面前。

曾參與研究的時任北京聯合大學副教授武家璧説，據《尚書·堯典》記載，帝堯時代天文學十分發達，而天文曆法被認為是政權的象徵。如堯禪位於舜時説：“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舉行禪讓典禮時，堯要把天文儀器親自授給舜。因此作為“帝堯邦國”的標誌性建築，陶寺觀象臺遺跡的發現是證實堯都的重要依據。

當時黃河流域已經是高度發達的農業社會了，與之對應的是對準確的農時有著很高的要求。《尚書·堯典》中用了很多篇幅來記載帝堯是如何“敬授民時”的，相傳帝堯依靠他了不起的天文曆法才能，實現了華夏大地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陶寺古觀象臺與塔兒山遙遙相望，依據夯土基址復原，佔地面積約1400平方米，由13個柱子圍成半圓形夯土柱列，陽光在不同的節令從對應的柱縫中穿過，柱縫有20釐米寬，相當於目測太陽的直徑。觀測者站在固定的觀測點上，當太陽完整地出現在對應的柱縫中，表明這一天是準確的節令時點。陶寺人制定出了將一年分為20個節氣的複雜曆法，其中包含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以及粟、黍、稻、豆等當時主要農作物的農時。

這一發現與《尚書·堯典》中記載的帝堯恢復天文觀測，制定曆法，使百姓安定、萬邦和諧的功績，“（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以及《史記·歷書》記述的堯帝恢復曆法的過程：“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天疫。”都有著驚人的吻合。無獨有偶，在陶寺的王族墓地還發現了“圭表”，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

在證據鏈中尋找“堯舜之都”

何努認為，將陶寺與堯聯繫起來，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證據鏈。

“在考古上來説，單個證據確實很弱，單一證據確實有瑕疵，不能以此下定論。我們要把那些地下不會説話的破碎的、有瑕疵的材料發掘出來、解釋出來，同時結合文獻與當地的人類學材料，包括當地民俗、傳説、方言、地方誌、地名、家譜等，把它們串成一個證據鏈，形成一個指向性，最終得出結論。”何努向《中國報道》記者分析説。

在何努看來，在文字方面，扁壺朱書上的文字即是“文堯”，且“堯”字在陶寺還有出土，具有明顯的指向性；陶寺的天文曆法、觀象臺與《堯典》的記載形成了系統性的印證；陶寺還出土了圭表，與文獻裏記載的堯派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去四方測量的記載相印證，也體現了當時堯構建天下觀的政治動機，陶寺即為“地中”。同時，陶寺遺址還發掘出了顯現王權威力的玉鉞，給諸侯分等級的玉圭等禮器。

學者們研究發現，陶寺遺址可以分為4300年前至4100年前的早期，4100年前至4000年前的中期，以及4000年前至3900年前的晚期三大階段。每個階段變更時整個遺址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顯然是發生過政權的更疊。學者們研究發現，陶寺早期向著中期的過渡比較平穩，明顯不同於晚期動蕩的劇烈。

戴向明分析説，堯舜之間很可能確實發生過傳説中“禪讓”的平穩過渡，這也正好説明堯舜的傳説屬性——堯舜不是指個人，而是兩個地域相鄰、前後相繼的大型社會集團的代表。

何努強調説，陶寺作為“堯都”的證據越來越多，但陶寺不只是“堯都”，也是“舜都”。“陶寺早期是堯的都城，中期是舜的都城。‘堯’是一個王族，‘舜’也是一個王族，每個王族都有好幾代王，他們都有一個偉大的人物代表，在歷史中經過傳説和文獻加工，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堯’和‘舜’，這需要辯證地看待。”他説。

關於堯舜“禪讓”，何努表示，在考古中可以發現痕跡，比如都城形制變了，早中期的王族變了，但是他們還屬於陶寺文化，都是陶寺邦國，沒有改朝換代，從總體上講，它是一種和平的過渡，這就是“禪讓”。“古本《竹書紀年》裏説得很清楚，説‘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現在有很多很多證據來證明，這確實是歷史的事實，‘禪讓’也不是那麼和平，肯定發生了政治鬥爭，只不過沒有流血而已。”

何努説，舜入主陶寺，文獻上叫“之中國”（到“中國”去），陶寺即“中國”，在此之前，舜的根據地在山西洪洞縣一帶。舜到陶寺執政之後，接替了堯的權力，並把堯的兒子丹朱流放到了今天的山西浮山縣一帶，文獻中有記載山西浮山縣為丹朱食邑。“這些遺址相互關聯，在考古上都能得到印證”。

在陶寺中期的幾座帝王大墓裏，人們發現諸多與堯舜傳説密切相關的特殊文物：鼉鼓、特磬。傳説中的鼉龍是揚子鱷，它是上古時代龍圖騰的原型之一。在陶寺的王級大墓裏，人們發現了傳説中的顓頊發明的鼉鼓——蒙著揚子鱷皮的陶器。特磬這種打擊樂器據説是當年舜帝為了編排樂舞《九韶》所特意發明的。這樣一件明顯帶有“舜標簽”的文物，也出現在了陶寺的王級大墓之中。

學者們還發現，陶寺文化蘊含著一種強而不戰、盛而不擴，富有多元融合性的文化內核。比如陶寺人並沒有選擇對外大肆擴張、窮兵黷武，反而是重視建城與禮制，強調秩序與生産，王墓中發現的“豮豕之牙”象徵著“修兵止戰”的執政理念，這些恰好與後世所稱頌的堯舜時期執政理念契合。

“堯都”不是最重要的

正如李濟所感慨，除了考古學上的意義，人們對“堯都”的追尋還有某種精神上的執念。

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是中原文化區的一部分，是從黃土高原向華北平原、黃淮平原、江漢平原過渡的地帶，處於遊牧民族與中原地帶兩大板塊的交界處，北方種植粟和黍為主的旱地農作物與長江流域以稻米為主的豐水農作物的接合部。戴向明表示，在廣義的龍山時代，陶寺所代表的社會集團一直是大中原文化區最發達、社會複雜化程度最高的社會，孕育出了大中原文化區最早的國家組織，是中原華夏族群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説中的堯舜集團密切相關。

“在中國史前多元區域文明此起彼伏的演進過程中，陶寺是龍山時代中原文明的傑出代表，是當時中華文明的高峰。陶寺遺址不僅與古籍記載的堯都平陽地理位置相同，其年代、科技、經濟、文化、政治發展水準也與古籍記載相符，是黃河流域目前可確認進入早期文明社會的最早的實證。陶寺遺址的發現使‘堯都平陽’成為信史，成為中華文明的主要源頭之一。”戴向明説。

然而，也有不少學者有著不同的聲音，以陶寺觀象臺為例，就有專家認為，該處遺跡地表以上假設的觀測柱已經不復存在，僅僅憑藉地基上的縫隙並不足以成為向上復原的根據。關於陶寺朱書扁壺上面的文字，專家們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有人認為以此來判定“堯都”很是勉強……目前，陶寺的發掘面積有限，考古發現還不能具體到陶寺宮城、文物與歷史人物一一對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院長趙輝曾説，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也許未來有一天，陶寺將有更驚人的發現。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看來，確定陶寺能不能與“堯都”畫等號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世界公認的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在距今4200多年前已在中國大地上出現。陶寺文化中的陶器、玉器、石器、銅器，與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以及其他區域的文明雖然在不同的時空方位，卻絕非僅在自己本地傳統中延續，而是呈現出融合式發展特徵。不同區域文明在廣闊的空間裏多元發展、相互碰撞，兼收並蓄形成中華早期文明的共同體。

（本文原發《中國報道》202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