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在中國：從田野走向大眾

“歷史熱”持續多年不斷，曾經備受冷落的考古學迎來“小陽春”，相關圖書的出版甚至出現“井噴”現象。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考古學界的紀念活動一波接一波，著實熱鬧。學術圈外，公眾的目光也一再被考古新發現所吸引。無論是三星堆“上新”，還是國家文物局確認漢文帝霸陵的位置，抑或洛陽驚現唐代太平公主宅邸，都頻頻登上“熱搜”。加上2021年底央視熱播的跨年度文化類節目“中國考古大會”，讓人感到考古這一原本高冷的領域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正從小眾走向大眾。

被歷史熱冷落的考古學

如果從2004年央視“百家講壇”開播閻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算起，“歷史熱”已持續近20年。根據“開卷”對圖書零售市場的監測數據，在學術文化類圖書中歷史書常年穩居第一，不僅每年有暢銷書出版，也不乏表現穩定的長銷書。這背後，是公眾對歷史的濃厚興趣。

可公眾的興趣點往往和學術發展嚴重脫節。早在20世紀初，王國維就提出“二重證據法”，強調把“紙上之文獻”和“地下之新材料”相互驗證，得出可靠結論。王國維所説“地下之新材料”，指考古發掘的各類文物，這就將考古學和歷史學緊密地連接起來。從此，研究中國歷史就離不開考古學。試想，如果不曾發現安陽殷墟，今人何以認識商王朝？

遺憾的是，在方興未艾的歷史熱中,考古學長期缺位。這也難怪，歷史可當故事甚至段子來講，政治鬥爭、軍事謀略、深宮八卦，總能激起讀者的腎上腺素。可有幾人能把考古報告故事化，繪聲繪色地講給外行聽？

看起來，考古學註定遠離日常生活。其實未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興起一波學術大眾化運動，知名學者紛紛走出象牙塔，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公眾講解哲學、語言學、歷史學等“高冷學科”。公共考古學也在此期間應運而生。它可分成兩個層面。首先自然是要求考古學家打破專業壁壘，用公眾能夠理解的方式傳播考古學知識，分享考古學進展。但這並非簡單的“我教你學”。公共考古學概念的提出者、美國考古學家麥克基姆西更強調調動普通人的能動性，讓他們和考古學家共同推進研究、保護文明遺址。這對於形成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和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意義。

麥克基姆西的主張是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現代考古學起源於18世紀中期以來，西方人對龐貝古城、特洛伊古城等古希臘-羅馬遺址的發掘。西方由此確認“兩希”（古希臘-羅馬和希伯來-基督教）文明的輝煌，並指認其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頭，從而建構起一條綿延數千年的文化脈絡。

中國考古學走過的道路與之相似。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挖下“第一鏟”，仰韶文化浮出水面，西方考古學界關於“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論斷終結。更重要的是，隨行的中國學者由此掌握考古學的理念和方法，進而改變了中國只有金石學、沒有現代考古學的現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仰韶遺址的發掘被公認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標誌。

1928年，李濟、董作賓等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主持發掘安陽殷墟，並確認它就是商王朝最後一個都城“大邑商”所在地。1959年啟動的偃師二里頭考古項目，則被認為最有可能是傳説中的夏王朝。本世紀初開工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更是有力地推動了“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實證工作。

及至今日，歷經百年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已取得飛躍式進展。只可惜學術成果雖豐，卻始終存在著公眾認知度不夠、參與度有限的問題。多數時候，熱鬧只在小圈子裏，很難進入公眾視野。

唯獨岳南例外。自從1990年創作《風雪定陵》以來，岳南踏勘考古遺址、尋訪考古學者，撰寫了十幾部考古類圖書。2021年底，他還推出兩卷本《岳南大中華史》，用歷史與考古新發現相融合的方式，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中華文明的演變史。應當説，這是對公共考古學很好的實踐。不過，岳南畢竟不是科班出身，人們期待真正的考古學家能“降臨人間”。

“考古明星”推動考古類圖書“井噴”

2016年，原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長許宏出版《何以中國：西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此後，他又相繼推出《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明的崛起》以及《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形成“解讀早期中國”系列。和一般的學者不同，許宏語言生動、思路清晰，其著作即便“考古小白”也能讀懂。他還入駐各大新媒體平臺，登上“一席”“十三邀”等文化類節目，呈現考古魅力，收穫大批粉絲。

接受媒體採訪時，許宏從不諱言自己“讓考古從田野走向大眾”的初心。時至今日，他無疑是中國考古界的“頭部網紅”。

許宏開了個好頭，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放下身段，投身公共考古學。這又呼應了市場需求。儘管學院派一直對所謂的歷史熱表示不屑，但它確實“養刁”了一批人，使他們不再滿足於某朝那些事之類的講述，而是渴望接觸更多幹貨、更具品質的歷史敘述。與此同時，隨著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年輕人，迫切地想了解中華文明從何而來、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又將往何處去，他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考古學。

備受冷落的考古學於是迎來“小陽春”。反映到圖書市場上，就是近些年考古類圖書頗受歡迎，甚至呈現出“井噴”跡象。例如，2016年專家公佈海昏侯墓考古成果、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都掀起了相關圖書的出版潮。2021年三星堆遺址發佈最新考古挖掘成果，更是直接帶熱了考古類書籍。據統計，各大網路購書平臺上有關“三星堆”“考古”“文物”等關鍵詞的搜索量，短時間內暴增360倍。

2021年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紀念活動一波接一波。令人欣喜的是，此次考古界沒有待在舒適區，而是力圖“破圈”，吸引受眾。86歲高齡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美術考古奠基人楊泓，出版了《考古一百年：重現中國》，用深入淺出、圖文並茂的方式，勾勒出中國考古學百年來的發展軌跡。這本書被讀者譽為“紙上國博”。

新年的鐘聲剛敲響，中信出版社更是推出《考古中國：15位考古學家説上下五千年》一書。作者除了頗具影響力的原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長許宏，還包括原殷墟考古隊長唐際根、良渚水利系統考古領隊王寧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等。就學術水準而言，這些人足以組建一支“考古學天團”了。內容也很紮實。該書精選14處大遺址，請考古學家精講。所謂“大遺址”，指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和遺址群，如良渚遺址、秦始皇陵、海昏侯墓、清平堡遺址等。許宏還撰寫了長篇導言《考古中國，喚回我們的文化記憶》，介紹中國考古學的來龍去脈，並對14個大遺址給出了一個整體性的理解框架。

許宏將古代中華文明分為三個發展階段，距今5500-3800年為邦國時代，出現仰韶、良渚等上古文明，它們如滿天星斗散落在黃河和長江流域，各具特色、異彩紛呈。西元前2000年左右邦國急劇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以二里頭、殷墟和三星堆為代表的廣域王權國家，滿天星斗變成月明星稀，王國時代拉開帷幕。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標誌著中國進入帝國時代。從此大一統政權如淩空皓月，籠罩中華大地兩千多年。

經過梳理，中華文明的演變脈絡清晰了許多。這對於讀者的把握和理解非常友好。緊接著就是各位考古學家針對不同遺址進行拆解，過程同樣有料、有趣。可以説，《考古中國》體現了學者在公共考古學方面的努力。

在全球視野中了解中華文明

許宏在導言中的一句話令我頗受觸動：“只懂中國已經搞不清中國了。”意思是，自古以來中國就不曾自外於世界，而一直是在汲取其他文明體先進要素的基礎上揚棄、創新，生發出自身特色。例如，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長身戰斧和環首刀，就受到歐亞草原青銅兵器影響。這説明，中原腹地和歐亞草原很早存在著密切的文化交流，正是在碰撞與裂變中孕育出了璀璨的商周青銅文明。唐代對外來文明兼收並蓄的博大胸懷，更是眾所週知。

因此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就不能局限于東亞區域，而應當具備全球視野。

那麼具體到考古領域，有什麼入門書嗎？長久以來，我喜歡推薦德國學者C.W.策拉姆的《神祇、陵墓與學者：考古學傳奇》。該書圍繞古文明遺址，揭示了古希臘-羅馬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和美洲文明的基本面貌。由於作者策拉姆是記者出身，敘事能力一流，又善於製造懸念，讓閱讀變得十分享受。該書的問題在於出版年代較早，不少知識需要更新。

所幸隨著考古類圖書井噴，相關譯著也多了起來。美國學者埃裏克·H.克萊因的《考古學的故事》、英國學者保羅·巴恩的《考古通史》，都融入考古學新成果，揭秘全球重大考古遺址。如想進一步窺探考古學動態和進展，則首推英國學者科林·倫福儒的《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該書不斷推新版，是目前了解世界考古學發展最權威、最全面的著作。

當我們對考古學發展，以及各大文明遺址都具備一定的認知後，回過頭思考自己的文明，相信會有新的體悟。這也是公共考古學所追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