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為何數萬知識分子奔赴延安？

“我要去延安，北上‘朝聖’寶塔山”

抗戰時期，為何數萬知識分子奔赴延安？

時間回到82年前的1938年，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這一年， 《西行漫記》掀起一股熱潮，並在春夏達到高峰。據統計，就在這一年5月至8月，由川入陜到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就多達2200余人。

他們都是誰？全面抗戰爆發後，在國統區、淪陷區、其他抗日根據地乃至海外，一大批愛國青年以寶塔山為指引，開啟了“朝聖”之旅，潮水般地涌入延安。他們主要通過黨組織和個人介紹，或者參加延安各類學校的招生考試奔赴延安，在1938年前後形成高潮。

據統計，這一階段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大約有4萬餘人，他們大多文化程度較高，初中及以上佔了70%左右，還有像陳學昭、何穆這樣的留洋博士。

抗日救國的共同目標，鑄就了一代熱血愛國青年奔赴延安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經過革命熔爐育英才，這些知識青年茁壯成長起來，深入到各條戰線，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貢獻。正如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慶賀模範青年大會上所説：“中國的青年運動有很好的革命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永久奮鬥’。我們共産黨是繼承這個傳統的，現在傳下來了，以後更要繼續傳下去。”

她的憤怒

看到大後方提籠遛鳥

心緒難平憎惡不已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學昭隨丈夫何穆撤往重慶後方。

陳學昭是正宗的江南書香世家小姐，她出生於浙江海寧鹽官鎮一個老派的書香門第。陳氏一族詩禮傳家，陳學昭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基礎教育，文科成績優異。

1922年，17歲的陳學昭轉學到上海愛國女學文科班，與後來成為紅軍女將領的張琴秋成為無話不談的閨蜜。彼時上海，各種新思潮涌動，出版業發達，為陳學昭的文學才能提供了一個新的舞臺，也給了這個舊式家庭出生的女子一條有別於依賴父兄、出嫁從夫的新路。

1924年，陳學昭參加上海《時報》一個婦女解放主題徵文比賽嶄露頭角。此後，她發表了大量風格清麗纏綿的散文，受到報業先驅戈公振的照拂，並認識了茅盾、周建人、魯迅等文壇前輩。

1927年，陳學昭預支了自己兩本文集的稿費赴法國留學，1934年底取得了法國克萊蒙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當地一所語言學院邀請她留校做院長助理，她不為所動，很快買了回國的船票。

1937年和丈夫來到重慶後，陳學昭感到萬分異樣，她這樣描述當時的所見：“許多穿著華美衣服的男女老幼，在街頭、在戲院門口，一群群地走著立著……飯館門口停著許多輛挂著‘防空’標誌的汽車……酒家星期六的晚上，除非5點鐘之前去，否則找不到一個座位。大家用暢了錢，大家也賺夠了錢……（這）不是健康正常的生活，一切都在發著寒熱。”而在大後方另一重鎮成都，更加平靜安逸的生活讓陳學昭越發急不可耐。這裡本應該是抗日復興的根據地，卻沒有一點戰時的景象。陳學昭在望江樓公園看到提籠遛鳥的富貴閒人，憎惡不已，“逃難來到這裡的人，安居下來了，喝茶、閒談、散步，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

他們的覺醒

創辦《工作》雜誌

在成都宣傳抗日

1935年秋，23歲的何其芳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前往天津南開附中教書。這位年輕的先生出生於四川萬縣（現重慶萬州）一個舊式大家庭，敏感率真心思細膩，醉心於詩歌。

如果時代變徵之音沒有那麼強烈，他可能也會沉默在那樣的生活中。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在北平爆發。這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並迅速波及到全國主要城市。當時，整個華北已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何其芳還在講臺上面對著一群對電影比對知識更熱心的闊少爺。“我感到我是一個幫助欺騙的從犯”，他説。學生罷課，他照舊循著鐘聲到教室裏，對著墻壁談話；學生搞運動，軍警圍住宿舍，他又與學生同罪。

1936年夏，何其芳辭了教職，離開了天津這個搖搖欲墜的名利場，前往山東萊陽的一所鄉村師範。次年，他回到四川老家，與北平認識的好友們相聚。

1938年春，何其芳與卞之琳等在成都創辦了《工作》雜誌以宣傳抗日。穿著長袍、斯斯文文的書生卞之琳咆哮：成都，讓我把你搖醒/成都雖然睡著/卻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而且這並非使人能睡的時代/這時代使我想大聲地笑/又大聲地叫喊。

不過卞之琳自己也承認：“但我們並不是革命組織，沒有直接受過黨的教育，終覺在這方面力有不迨，我們自己還需要‘覺醒’呢”。

新的希望

《西行漫記》出版

照亮無數中國青年的心

就在這時，何其芳看到了《西行漫記》。《西行漫記》寫的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于1936年夏在陜北蘇區訪問的見聞。在陜北，斯諾見到了一個真實的“紅色中國”。更重要的，他見到了一批為自由和理想奮鬥終生的共産黨人。倔強的“紅小鬼”、魚水般融洽的軍民情、目標堅定的領袖……每一張面孔都讓他印象深刻，每一個背影都見證了中國人的錚錚鐵骨。

1937年，斯諾將他在“紅色中國”的所見所聞所訪，匯整合《紅星照耀中國》。此書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在書中，斯諾詳細描述了延安這座戰時“新城”的新氣象：

“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體耕種、集體收穫，個別農民一時農閒現象就不再出現。”

“在陜西北部的二十幾個蘇維埃化已久的縣裏，中國大部分地方常見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

“事實上，我一進蘇區以後就沒有看到過什麼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像共産黨所説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

時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人胡愈之，組織翻譯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譯本。1938年初，中譯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限于當時的環境，雖然隱去了“紅星照耀”的字樣，卻照亮了無數中國青年的心，把他們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延安，給了當時千千萬萬報國無門的有志青年一個新的選擇。

奔赴延安

尋求抗日救國路

4個月內2000余人由川入陜

在這本書的影響下，一批批愛國青年和外國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書信中告訴友人：“要問我為什麼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讀後你們必將與我同感。”

延安，吸引了數萬有志於抗日的知識青年們。他們如潮水般接連而至，其中就包括陳學昭一家和何其芳。

1937年底，陳學昭一家三口轉移到涪陵避難。丈夫何穆在當地的一所後方醫院就職。這所後方醫院管理混亂，“所謂傷兵，整日閒蕩；所謂醫師，也是同樣。”陳學昭此時偶然借閱到一本《西行漫記》。夫妻二人被裏面介紹的延安所吸引，於是想辦法離開了涪陵，前往重慶聯繫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

前往延安的路途遙遠辛苦，延安的生活條件也很艱苦。陳學昭的兒子此時才3歲，她帶兒子去延安的想法幾乎沒有人贊同，連她去延安想要投奔的對象——張琴秋都不予支援。但陳學昭“堅決要到延安去”。

而在成都，何其芳等人嘗試的“革命檄文”受到了諸多非難。“我所接近的那些人，連朋友在內，幾乎就沒有一個贊同我的，不是説我刻薄，就是火氣過重。”在這種情況下，何其芳説，我到底不是一個艱苦卓絕的戰鬥者。我自己還需要夥伴，需要鼓舞和撫慰。

“我應該到前線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們站在一起射擊敵人，我也應該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這樣可以減少一點我自己的慚愧……”。

1938年7月21日一早，陳學昭不顧眾多親友的反對，攜家帶口滿懷希望地在成都登上北上延安的汽車。半個月後的8月14日，26歲的何其芳也與好友卞之琳、沙汀一起向延安奔去。

去延安是他們一生作出的最重要的決定，為此他們拋棄了名聲、地位、家庭，拋棄了一切。何其芳在創作巔峰時期改弦更張，到延安為抗日救亡吶喊；陳學昭攜家帶口到延安過“苦日子”，以近距離觀察這個中國最富朝氣的地方，最後選擇長居於此。

據統計，1938年5月到8月間由川入陜到達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多達2200余人。為了培養青年幹部，黨中央在延安先後創辦了抗大、陜公、魯藝等30多所幹部學校，在延安這個革命熔爐中，廣大青年逐步成長為具有堅定理想和革命意志的無産階級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