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是被神化了，還是被低估了？

2020年是錢鍾書誕辰110週年，在當代中華學術思想史上，欠了錢鍾書一個“偉大學者暨思想家”的莊嚴追認。

受訪者檔案

夏中義：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曾任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上海大學兼職教授，研讀錢鍾書著作35年。

無人不談錢鍾書。但，鮮有人讀懂錢鍾書。

2020年是錢鍾書誕辰110週年。在世人面前，錢鍾書是中國學術界的泰山北斗，關於他的傳説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書架地橫掃清華圖書館，或者是書店裏找不到一本他沒讀過的書，又或者是外國記者説來中國有兩個目的，一是目睹萬里長城，二是親見錢鍾書。

少為人知的是，錢鍾書平生不藏書。他的居所中只有一個書櫃，除了幾部外文工具書外，大多是他父親錢基博留下的珍貴典籍文獻。但他確實無書不讀，從經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説筆記、佛藏道書等無不採擇。他讀書速度之快、要點掌握之準，確實非常罕見。有一次他對助手説，最近花了兩個星期，把十三經全部溫了一遍，又發現好多好東西，接著就滔滔不絕講他的新發現。

很多人都認為，“錢鍾書熱”的起點是20世紀70年代末，因為110萬字的《管錐編》在1979年8月問世，到了1980年10月，小説《圍城》在時隔33年後重新出版，可謂“雙石激起千層浪”。

其實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有過一次“錢鍾書熱”。1946年，他的小説《圍城》在上海的《文藝復興》雜誌上連載，第二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一時洛陽紙貴。1948年，學術專著《談藝錄》也在上海出版，這更讓錢鍾書名聲大噪。

那時候，楊絳在上海很有名，她不僅教書還寫劇本，有三齣戲已經公演。以前別人介紹錢鍾書時，都會説這位是楊絳的先生。而《圍城》和《談藝錄》面世後，他們夫婦的社會地位就倒過來了，大家都會介紹楊絳是錢鍾書的太太。

兩次“錢鍾書熱”之間，他沉寂了將近30年。但20世紀70年代末之後，錢鍾書聲名日隆，無論是1998年他本人去世，還是2016年夫人楊絳去世，熱潮似乎並未受到多大影響，全社會都津津樂道于他的趣聞軼事，眾手將他推上“神壇”。

但在神化錢鍾書的同時，對他的質疑之聲也時有出現。比如，有人撰文説在幹校期間，他曾問錢鍾書“皮裏陽秋”的出處，錢沉默不語。其實，讀過點古書的人都知道，“皮裏陽秋”典出《世説新語》，指內心有裁斷。錢鍾書對《世説新語》十分熟悉，《管錐編》中的引用多達101處，他對此怎麼可能不知？

還有人説，錢鍾書不知“杜鵑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的作者是誰。其實宋朝王令的這首詩，在《千家詩》中就有收錄。對這兩個提問的不答，錢鍾書顯然是“佯作不知”，因為向他提了不該問他的小問題。

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出自知名學者的質疑聲。比如，李澤厚説錢鍾書“讀了那麼多的書，卻只得了許多零碎成果”，余英時説《管錐編》宛如散錢失串。

這又引出另一樁公案，就是對錢鍾書歷史地位的評價。當下而言，稱錢鍾書是大學者和文學家，社會上當無異議。但若説到錢鍾書是不是思想家，則會引發很多爭議。因為在其畢生學術集大成的《管錐編》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寫得極為隱晦，而且宛若秋野上的落葉，隨意拋灑一地。

錢鍾書是被神化了，還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這需要他的潛心研究者作解讀剖析，多少有點像當年李政道和楊振寧能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關鍵要看吳健雄如何實驗證明“宇稱不守恒定律”。

第一章：藍田師院

高淵：《圍城》中的三閭大學的原型，一般認為是錢鍾書教過書的國立藍田師範學院，而《談藝錄》的前半部分是在藍田師院完成的。是否可以説，第一次“錢鍾書熱”的源頭是藍田師院？

夏中義：這要從1938年秋天説起。當時，錢鍾書拿到了英國牛津大學的學士學位，他們夫婦乘坐郵輪迴國。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得知這個消息，再加上馮友蘭的推薦，就聘請錢鍾書擔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當年他只有28歲。

但錢鍾書在西南聯大過得並不開心，他把自己在昆明的住宅稱為“冷屋”，因為他在外文系受到了冷遇。這方面的傳言很多，一種説法是錢鍾書確實看不起外文系的那些教授，他説“西南聯大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

這樣一來，把外文系三大教授都得罪了。第二年，錢鍾書沒有獲得續聘，只能去他父親錢基博執教的國立藍田師範學院，擔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高淵：1939年，錢鍾書到了藍田師院後，什麼原因促使他開始動筆寫《談藝錄》？

夏中義：這裡要提到一個人，他叫冒效魯，筆名叔子，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後人，比錢鍾書大一歲。他們在回國的輪船上相識，冒效魯是民國才俊，而且自視甚高，被人稱為當年十大狂人之一。他一開始並不把錢鍾書放在眼裏，兩人在甲板上鬥起舊體詩，這一斗之下讓他心悅誠服，後來他把自己和錢鍾書比作雲龍相從，錢鍾書是人中之龍，是一代豪賢，而他自己是雲，是烘托龍的。

1939年，錢鍾書從上海動身去藍田前，冒效魯去看望他，説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你對中國的詩歌藝術有著高深見解，平常隨便説説就很了不起，不把這些金玉良言寫出來太可惜了。這句話打動了錢鍾書，他後來説，自己聽了叔子這番話，手開始癢了起來。

其實，錢鍾書在藍田師院寫《談藝錄》，也想通過這本書，證明自己確實是一代豪賢。也就是説，29歲的錢鍾書認為，我不寫別人或許也會寫，但寫不了我那麼好。

高淵：他在藍田師院的日子過得怎樣？

夏中義：錢鍾書是隻身前往藍田師院的，因為女兒錢瑗只有兩歲，他自然捨不得女兒跟著他去湘西偏僻之地，就讓楊絳留在上海邊教書邊帶女兒。而楊絳不在身邊的日子，讓錢鍾書感覺非常辛苦。因為楊絳的本事太大了，不僅知書達理，而且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平日裏給他煲湯，陪他喝酒聊天。

在這種情況下，他唯一的精神寄託就是寫《談藝錄》。但到了1941年上半年，他得病了，於是帶著寫了半本的《談藝錄》，辭別藍田回到上海。

高淵：錢鍾書在上海寫完《談藝錄》後，為什麼過了好幾年才發表？

夏中義：他們一家三口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個亭子間，1942年完成了《談藝錄》。但寫完就擱著了，因為那時是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所以直到1948年才發表。

在我看來，1908年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出版後，如果説在20世紀上半葉，還有一部中國詩學理論專著可與之媲美，那就是錢鍾書的《談藝錄》。

高淵：《談藝錄》之後，錢鍾書突然轉向敘事文學寫作，這又是什麼原因？

夏中義：原因可能多種多樣，其中一個應該是，錢鍾書在上海沒有固定工作，身體又不好，《談藝錄》也寫完了。他是一個很會調節自己心態的人，而且在楊絳的身邊就特別有靈氣。

所以，他在1943年開始寫《圍城》，我想首先是為了讓夫人開心，他每天寫好的東西都要給楊絳看，楊絳看到他寫得這麼調皮，經常開心地哈哈大笑。

第二章：古彩戲法

高淵：1950年起，錢鍾書被借調去從事《毛澤東選集》的英文翻譯工作，4年後工作告一段落，他沒有繼續從事外文教學與研究，而是去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古代組，這是為什麼？

夏中義：錢鍾書兼通中文和英文，這是大家公認的。他28歲就當了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應該説英文是他的更強項，其實他想去文學所的外文組，但他進不去。

原因很簡單，他的業務能力太強，如果他是謙謙君子，別人或許還能接受。偏偏他老是瞧不起別人，言辭非常鋒利，只能去古代組。於是在1955年，他開始寫《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後可謂驚艷海內外。

高淵：但胡適看到後，曾説對這本書的選目很不滿意。

夏中義：當時有一個遊戲規則，具體選哪些詩不是作者説了算，而是要集體討論通過。很多年後，錢鍾書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透露，這本書選了很多自己認為不必選的詩，而他認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

但《宋詩選注》之所以成功，關鍵不在於選詩選得好，而是好在點評。錢鍾書在不得不選的那部分詩之外，還是盡可能選了一些自己喜歡的詩。對那些自己喜歡的詩的點評，非常有才華。

高淵：他所謂“不得不選的詩”，就是那些符合蘇聯的反映論，形象再現宋朝當時社會狀況的詩？

夏中義：錢鍾書並不贊同反映論，或者説不甘獨尊反映論，他就玩起了“微判斷”。他在書中不直接説是或不是，而是寫得乍看模棱兩可、撲朔迷離，實質是凝神慎思、精心鋪設，符合邏輯地一步步辭別反映論，竟無甚破綻得像金蟬脫殼，當年誰也沒看出來。

他對反映論的“且辭且退”，大致分了四個臺階拾級而下。第一個臺階，他説宋詩裏面確實有很多詩反映民間疾苦，在當年朝廷的公文裏都可以找到印證，完全可以用反映論來解釋；第二個臺階，他説一首好詩之所以迷人，和有沒有一個對應的事實沒有直接關係，因為很多詩都是天馬行空的；第三步，他説范成大有一首詩《州橋》，寫淪陷區的老百姓夢想朝廷軍隊來收復失土，擁到一座橋上來迎接王師，從表面上好像是反映論，但是從宋代建築史的角度來講，這座橋是不存在的，而是詩人想像出來的；最後一步，他説如果反映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為什麼後世哄傳的梁山聚義這麼大的事，宋朝卻沒有一首詩提到呢？

高淵：這四個臺階，錢鍾書在《宋詩選注》裏寫得非常隱晦吧？

夏中義：在1958年首版的書中，錢鍾書寫了一篇一萬八千字的序，他在文中提出，要把宋代詩歌的歷史，從一個特殊的角度進行系統的梳理，進而剖析宋詩是怎麼從唐詩母腹裏分娩出來，在唐詩丰神情韻的基礎上，如何確立宋詩思理筋骨的藝術特色。

他研究宋代的詩人，像蘇軾、楊萬里、黃庭堅等，看他們是如何在技巧上不同於唐詩。這並不是反映論，而是審美形式本位論，是在宋詩藝術的內部，去探究其如何走出了一條和唐詩藝術不一樣的道路，而反映論對此無法解釋。

我當年讀到這裡忍俊不禁，因為錢鍾書的這篇序中出現了9個“反映”，但他就像在變古彩戲法，穿了一件大紅袍，袍子上都寫著“反映論”，但是變出來的卻不是。他真正拿出來的，是和《談藝錄》相一致的“形式論”，他把形式看作衡量藝術的關鍵。

高淵：他這麼“變戲法”，別人還真就沒看出來？

夏中義：《宋詩選注》出版後，錢鍾書有段時間是心懷忐忑的，因為他沒有用當時最時髦的反映論來解讀。過了一段時間，這本書果然受到了群眾批判，但越批錢鍾書心裏越高興，因為他發現所有的批評都沒有批到點上，沒有人發現他隱藏的意思。

1959年，他給楊絳寫的一首詩中有這樣兩句：“暗香疏影無窮意，桃李漫山總不知。”意義是説，我有我的暗香疏影，他們漫山桃李卻根本看不出來。

第三章：天書奇談

高淵：其實，對研究古典文學的人來説，《宋詩選注》還不算難讀，只是難解其字面背後的深意。而1979年出版的皇皇巨著《管錐編》，簡直像天書了。在這部書中，錢鍾書是否把“古彩戲法”變到了極致？

夏中義：其實在1978年，北京的學術圈子裏就在流傳，説錢鍾書即將出版一部震動世間的學術著作，已經引來很多關注。等到第二年《管錐編》出版後，大家發現這110多萬字的四本書，全部用文言文寫作，而且是繁體字豎排，真是讀也讀不懂。

當時，史學家余英時到訪北京，曾跟錢鍾書長談。他後來寫回憶文章説，他問錢鍾書為何用文言文寫《管錐編》，錢跟他説了句至今都聽不大懂的話，説是要“減少流毒的傳播”。很明顯，錢鍾書用文言文寫作，目的是加大閱讀難度。

高淵：他在書中還夾雜了不少英文和德文，也是同樣的目的嗎？

夏中義：也有人説，錢鍾書用外文是賣弄學問，我認為並非如此。我們要知道，錢鍾書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在寫《管錐編》時，寫到某個地方，可能馬上聯想到國外的相關論述，就放到了字裏行間。這就像相聲裏的“逗哏”和“捧哏”，《管錐編》中的外文起的是“捧哏”作用，在旁邊附和一下：“對的對的，是的是的。”

高淵：錢鍾書還曾跟人説，“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把《管錐編》寫得如此晦澀，究竟在擔心什麼？

夏中義：這裡面有著很重要的社會背景。錢鍾書寫《管錐編》，主要是在1972年到1975年，平均每天寫1000字。當時還處於“文革”期間，他頭上的“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還沒摘掉，紅衛兵隨時隨地可以破門而入，查看他在寫什麼東西。所以，他的東西要經得起人家看，就要寫得讓絕大多數人都看不懂。

而他持續不斷地寫《管錐編》，這裡面還有另一個背景。1972年春，下放河南“五七幹校”兩年多後，錢鍾書夫婦回到了北京，一開門才發現家裏已經住進了一對青年夫婦。當時整個社會因為忙於運動沒有新建房子，就讓一些新婚夫婦住進其他有房者的家裏。兩家人擠在一個屋檐下，什麼隱私都沒有，難免出現矛盾。他們只能搬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辦公樓，找了一間堆雜物的小房間，陳設極為簡陋。

那段“逃難”期間，錢鍾書還大病一場，在他人生最痛苦的階段，如果不寫點東西，他很可能要發精神病。這時候讀古書是最好的，因為古書越讀心裏越靜。某種程度上説，他是逼自己寫《管錐編》，這是一個心靈自我拯救的過程。

高淵：世人都説《管錐編》了不起，但極少有人説得清究竟了不起在哪？在此，能否提供你的心得？

夏中義：《管錐編》出版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陸續出版了一些從純學術角度切入研究的專業論著，但這麼多年來，真正從思想上做出解讀的研究成果幾乎沒有。我是從1985年開始讀錢鍾書著作的，直到四年前才敢動筆寫錢鍾書，至今也不敢説真正讀懂了錢鍾書。

《管錐編》是錢鍾書最偉大的作品，在我看來，他在書中提出了兩個大判斷，或者説兩個大系統。其一是對中國古典詩學進行了現代闡釋和轉換，在這方面，錢鍾書是古今第一人。他做中國詩學研究，所有材料都來自中國古典的詩歌創作和詩話、詩論、詩學，獨立完成了文學為何是文學、詩為何是詩的全新國粹版理論系統。雖然不用一點國外的理論，但同時具有人類共通的情懷。當然，這還需要我們後學去進一步轉換，要把它弄得大家讀得懂，這也是我晚年最值得做的工作。

高淵：《管錐編》的第二個大系統，是否已經超越了文藝理論層面？

夏中義：《管錐編》的另一大貢獻是，建立了一套知識者在特殊語境下，如何安全又有尊嚴地言説的倫理學系統。

這部著作寫于“文革”特殊時期，當時的知識者只有兩種活法。一種是像陳寅恪那樣剛直壯烈，但這是肯定過不了“文革”這一關的；另一種是投靠“四人幫”，這是一種卑鄙的活法。在很多學者看來，前一種活法好是好，但付出的代價太大，後一種活法太掉價，不僅當時，以後也會被人不齒。

而此時，錢鍾書就在《管錐編》中提出了第三種活法。他不像陳寅恪那樣崇高，因為崇高太悲壯了。如果説陳寅恪是清白，錢鍾書就是清高，既有尊嚴，又不無安全。這套錢鍾書構建的倫理學，就是隱藏在《管錐編》中的“暗思想”，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質”，我們抓不住它，但不能否認它。

第四章：散錢失串

高淵：近年來，還出現了一些比較重量級的質疑者。比如李澤厚先生多次表達“錢鍾書可惜了”，説他“讀了那麼多的書，卻只得了許多零碎成果”。對此説，你怎麼看？

夏中義：李澤厚並不否認錢鍾書博學，但他覺得錢鍾書是僅僅博學而已。他認為錢鍾書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實際上就是覺得錢鍾書沒有思想系統。

但我要説的是，李澤厚成名很早，不可能花大力氣去讀錢鍾書。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説過，我不願意寫50年前可以寫的書，也不願意寫50年後可以寫的書，我只寫當今時代需要我寫的書。而錢鍾書的著作，如果不發誓板凳甘坐十年冷，怎麼可能讀出他文字背後蘊藏的深刻思想？

高淵：與李澤厚一直説“錢鍾書可惜了”不同，余英時先生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他從一開始的由衷欽佩，到後來也覺得錢鍾書在思想層面貢獻不大。

夏中義：説到海外學界對《管錐編》的熟識度，恐怕誰也比不上余英時。在1978年，他就跟錢鍾書相見恨晚，錢先生也多次將《管錐編》等著作親筆題簽後，郵寄到大洋彼岸，余英時報之以七絕《讀〈管錐編〉》回贈。用他的話説，“《管錐編》雖若出言玄遠，但感慨世變之語，觸目皆是”，不可謂不深摯。

1998年，錢鍾書離世後，余英時應邀執筆追思，他説自己是文學門外漢，不配説任何讚美的話。他認為，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所涌現的一個古典文化的高峰，是古籍讀得最多、最豐富的人，令人高山仰止。但到了2007年，作為史學家的余英時，卻客串到文學和當代思想領域來評議錢鍾書，聚焦的是“小結裹”和“大判斷”這對關鍵詞。

高淵：他認為錢鍾書只有“小結裹”，缺少“大判斷”嗎？

夏中義：“小結裹”和“大判斷”是錢鍾書在《宋詩選注》中用過的一對術語，典出古籍《瀛奎律髓》中“詩家有大判斷，有小結裹”。在錢鍾書看來，“小結裹”與“大判斷”不是完全對立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余英時評議錢鍾書，主要有兩大要點。首先是數落《管錐編》多“注重小的結裹，較少注重大判斷，大判斷他不是很在意的”。余先生説錢鍾書像“晚清遺老”那樣，一味注重訓詁及典故出處，《管錐編》“就是專門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較勝負，要超過人家，他是非常好強的人，總要知人所不知”。他説錢鍾書“偶爾也有一些大判斷”，但這樣的東西不多，宛如散錢失串，雖然每枚散錢有其面值，但總體價值不大。

然後，他力圖解析《管錐編》為何鮮見“大判斷”。他假設了三條緣由，一是追溯到錢鍾書的治學源頭，説他“20歲左右就已經迷上遺老那一套訓詁”，其結果是一葉障目；二是這個考證學派淵源，讓錢鍾書成了以賽亞·柏林所説的“樣樣都知道的狐狸，卻成不了一定要製造大東西的刺猬”；三是認為《管錐編》鮮見“大判斷”，可能受制于錢鍾書的學術方法旨在“打通”中外，因為“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處，很少講相異之處，而相異之處就要講一個大的背景，大的架構”，錢鍾書不側重中西相異，也就在邏輯上“可以避免這種大的判斷”。

高淵：余英時説《管錐編》像散錢失串，跟李澤厚的説法很相似，是不是很多人讀《管錐編》時都會有這種感覺？

夏中義：首先要承認一點，《管錐編》確實比較零碎，書中都是隨意的讀書心得，就像秋野上灑滿的落葉，沒有實現整合，或者説沒有系統。但如果就此説他沒有“大判斷”，在邏輯上是有問題的，就像孔子、莊子的東西也沒有系統，能説他們沒有“大判斷”嗎？而很多高頭講章，雖然表述上形成了系統，但全是廢話。

我認為，余英時讀《管錐編》時是有糾結的，關鍵在於“嗅覺”和“視覺”的不統一。他作為有世界聲譽的大學者，鼻子應該能嗅出《管錐編》中有非凡的“大判斷”，但眼睛卻始終沒能從中找到直接印證。而且，他先後在哈佛、普林斯頓等大學任教，日子很好過，很難真正解讀錢鍾書寫作此書時的心態。後人不能因為對學院派寫作所養成的閱讀慣性，而輕易斷言這部書缺乏“大判斷”。

在錢鍾書這座學術思想的高峰面前，哪怕是再了不起的人，如果缺乏足夠的敬畏，説話隨便，那是遲早要露出馬腳的。

第五章：秋野落葉

高淵：你剛才説過，《管錐編》至少有兩個“大判斷”，分別是中國古典詩學的現代轉換和知識者在特殊語境下言説的倫理學。特別是對第二個“大判斷”，是通過怎樣的爬梳來證明確實存在的？

夏中義：《管錐編》中關於倫理學的“暗思想”就像秘籍，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十個環節。在這個“倫理學鏈”上，其邏輯構成分三段：從“為何説”到“怎麼説”，再到“説何果”，每段又由相關環節依次銜接而成，都散落在全書中。

第一階段“為何説”含四環，分別是“聖人不仁”“貴身尚譽”“不安於陋”和“發憤著書”。就是説，在不安定的社會環境下，一個內心乾淨的君子不能隨波逐流，還是應當發出一些自己的聲音。

第二階段“怎麼説”含三環，分別是“屈以求伸”“不言之言”“鱉咳”。其意思是，君子在言説的時候要隱藏自己的真意，用一些別人讀不懂的語言來講述，比如古漢語加上外文，來發出甲魚咳嗽般幾乎不可聞的語聲。

第三階段“説何果”含三環，分別是“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聲”。大意是，等到雨過天晴，大家能看到這部書的時候，希望別怪我寫得這麼難懂，你們要理解我寫作此書時的狼狽處境，越好的聲音越是悠遠潛低。

説來很有意思，錢鍾書在1975年完成《管錐編》後，第二年“四人幫”就被粉碎了，可謂天地倒轉，1978年他當了中國社科院副院長，1979年《管錐編》也出版了。“待熟”這個詞，在《管錐編》裏出現了四五次，足以説明他寫作時等待黎明的心情。

高淵：這十個環節的落葉，在全書中是有序還是無序分佈的？

夏中義：錢鍾書寫作《管錐編》時，怎麼寫取決於當時心緒和瞬間靈感，彈性很大。從每一章節的微觀語境來看，全書行文並不失序，但從章節與章節的目次或含義銜接來看，不見得有整體流程感。我讀此書30多年，深感能讀到這樣的書當屬人生快樂，近乎銷魂。

這十片落葉的順序脈絡，並不是明確有序排列的，而是我長年趴在隱奧的字裏行間點滴蒐集，再去探測環節與環節之間可能生發的邏輯感應，才歸整為一。這只需要核查各環節的頁碼出處，便一目了然，比如“貴身尚譽”在第二冊第515—519頁之間，“不安於陋”在第二冊第465頁，“發憤著書”又移至第三冊第937頁，“屈以求伸”返回第一冊第50頁，“不怪所怪”則落到第四冊第1238頁……

高淵：也就是説，如果換成另外一位學者，他有可能在全書中找到另外的落葉，排列成全新的邏輯系統？

夏中義：《管錐編》中所蘊含的“暗思想”，其實是煉成“思想”的珍貴原料，得靠專業讀者與著者共建一條“生産流水線”才可能被解讀。錢鍾書在書中埋下了太多不確定的“陷阱”，每個專業讀者對這些原料作何篩選、提煉，排列組合成什麼産品，那就見仁見智、難拘一格了。

《管錐編》已經問世41年，其中真正蘊含的思想，不僅需要專業讀者潛心甄別打撈，還需要學界的共同認可，這是一項不無風險的“思想實驗”。這麼多年來，專門做思想史的學者對此都望而卻步，某些其他學界的人士偶爾出來評點幾句，那就更説不到點子上了。

高淵：是否正因如此，讓錢鍾書的思想價值一直被低估了？

夏中義：1943年，陳寅恪先生寫過一篇專門論述陶淵明的文章。他認為陶淵明不僅是大詩人，更是大思想家，因為他在魏晉時期流行的建功立業、求仙延壽和及時行樂之外，提供了第四種生命樣式，就是不以生死為念的順其自然的態度。

如果以陳寅恪的方式來評價錢鍾書，他當然是思想家，而且是大思想家，因為他不僅自己活出了清高，而且形成了思想系統，能給後人提供重要啟示。所謂思想，是一位智者對有重大意義的公共命題發出原創性的警示之説，如果這位智者連續發出原創見解，他就應該被追認為思想家。

第六章：不滅不朽

高淵：在錢鍾書晚年，他堅決叫停了中國錢鍾書研究會的成立，後來又終止了錢鍾書研究專刊的出版。他是不願意別人研究他嗎？

夏中義：我們要了解他當年的處境。《管錐編》《圍城》的出版，訪美引發的轟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對《圍城》的極高評價，後來還有電視劇《圍城》的熱播等等，都讓錢鍾書成為全社會的談資。

在這種“神化錢鍾書”的氛圍中，不管有沒有讀過他的書，都覺得談論他是一種風雅，把他當成了“點心”。對此，錢鍾書是不喜歡的。對總想標榜自己跟他有關聯的人，他更是發自內心地厭惡。

我認為，錢鍾書不是不要別人研究他，而是不要那些根本不好好研究，整天把他挂在嘴邊、舉在頭頂的人去消費他。

高淵：在內心深處，還是希望別人讀出他埋藏很深的真實思想的？

夏中義：錢鍾書一直在玩“兵不厭詐”，他自己就曾説過：“西方舊説有‘善詐’與‘惡詐’之別，用兵詭道與堂堂正正之勇力並行不悖，乃使詐之善者。”無論《管編》還是《宋詩選注》，當然都屬於“善詐”。

比如《宋詩選注》，一開始錢鍾書對別人都讀不出他對“反映論”的真實態度，是高興的。但時間久了，發現居然大家真的都看不懂，他有點遺憾，就要做個提醒。於是在1979年，他的舊作《中國詩與中國畫》再版時，忍不住加了一段話，他説我們了解和評判一個作者，一定要知道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在那種文藝理論風氣的影響下，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者矯正那種風氣。但後來發現，大家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又過了9年，1988年香港版《宋詩選注》出版時，他又寫了一篇序，併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最後一段説：“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我企圖説事物，但又忍不住自覺聰明，而稍微別出心裁。”這時候，或許有些人看懂了，但大多數人還是不明白。所以説，錢鍾書是很寂寞的，他太聰明瞭。

高淵：錢鍾書會不會擔心，後世只知道他的文學與學術造詣，而他的思想則真的淹沒于歷史的塵埃中了？

夏中義：他22歲時，寫過一篇《鬼話連篇》，就提出了“不滅”與“不朽”的命題。某種程度上説，這也是他對自我的幻想。

文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趕緊聲明，我既無不朽的奢望，也無不滅的信仰，我只是要借這麼一個機會，把這兩個概念説清楚。”在他的晚年，他確實在思考從“不滅”到“不朽”的可能性。他的著作能留存下去，這是物質上的“不滅”；他的思想能進入後人的心靈，這才是精神上的“不朽”。

當年，錢鍾書對與他交往的後輩學者，應該説是有期待的。比如，他跟一位海外學者曾通過70多封信，不無希望這位學者把他的“不滅”變為“不朽”。但可惜的是，那位學者並無真正令人驚艷的研究成果。

高淵：錢鍾書的著作中是否存在思想系統，已經成為他能否被學界公認為思想家的關鍵？

夏中義：學界有人把陳寅恪和錢鍾書並提，前者是在1980年《柳如是別傳》出版的16年後，被學界公認為思想家的。《柳如是別傳》雖然也用文言文寫作，但陳寅恪在表述上是成系統的，而《管錐編》則故意散落一地，研判難度極大。

不得不説，兩家表述思想的語式不一，直接影響被學界公認的機遇概率和時間速率。因為説到底，任何“思想”被“思想史”認證的過程，其實就是此“思想”所蘊含的公共性被訴諸公眾的過程。

這有點像當年李政道和楊振寧能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關鍵得看吳健雄能否用實驗證實“宇稱不守恒定律”。錢鍾書也有點像南宋辛棄疾詞中所言：“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至今，在當代中華學術思想史上，依然欠了錢鍾書一個“偉大學者暨思想家”的莊嚴追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