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水墨：市場拐點期的異軍突起

文/本刊記者 王寧

水墨之於藝術市場的重要性已經無需贅言，放眼整個國內藝術品交易市場，水墨作品所佔據的市場份額從市場成型之初就已經被塑造成一個不可動搖的符號。誠然，這一符號的生成與無可替代有其必然性，即豐厚的資源儲備和濃厚的歷史文化價值。當然，近水樓臺也是水墨類作品長期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是在2005年前後，市場因當代藝術的瘋狂井噴而成交暴漲的特殊時期，水墨作品的市場地位仍舊未有改變。

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讓流入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熱錢數量銳減。而對於國內藝術品交易市場而言，根基並不穩固的當代藝術自然難逃被清洗的厄運，成為這場全球性藝術戰爭的最大受害者。隨著一波又一波泡沫清洗運動的出現，當代藝術在藝術品交易市場當中全面走跌。那些原本都還堅信“自己不會是最後一個接盤者”的人悲哀地發現，自己最終還是淪為那可憐的“最後的接盤人”。關門、退出，開始的盲目衝動也成就了最後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也正是在今天被看作是國內藝術品交易市場的第一次泡沫清洗運動當中，水墨市場所呈現出的平穩吸引了更多投資者的目光，也就有了2010年藝術市場相繼迎來的“億元時代”和“金融時代”。

金融資本的進入讓國內藝術品市場再度騰飛，但市場在金融資本的助推之下所呈現出的輝煌卻不幸地成就了第二次的泡沫清洗運動。藝術品市場的突然調整不僅讓元氣大傷的當代藝術再次成為考驗的對象，就連向來以平穩著稱的水墨作品也難逃低迷與成績下滑的尷尬。

正如第一次的泡沫清洗成就了水墨作品的億元傳奇一樣，這一次的泡沫清洗也同樣成就了原本地位尷尬、籍籍無名的當代水墨的異軍突起。

大家都在“玩”當代水墨

2012年對於當代水墨而言顯然是一個值得記憶的年份。在國內藝術品市場因調整而陷入泥潭，傳統拍賣項目如古代書畫、近現代書畫、當代藝術、瓷雜珠寶等均面臨不同程度的下滑局面時，當代水墨卻在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間成為競相追逐的新寵兒。

在當代水墨從原本的地位尷尬到現在的市場新寵的身份轉變上，國內一級市場少有地走在了二級市場的前面。從去年年末開始，國內藝術機構頻繁舉辦當代水墨的藝術活動，其中，先後在湖北省美術館以及今日美術館進行的“再水墨：2000—2012中國當代水墨邀請展”首先在藝術品市場的調整年內吹響了當代水墨市場反攻的號角；隨後，兩大國際拍賣巨頭——佳士得、蘇富比先後在其紐約的藝術空間舉辦的當代水墨展覽更是將當代水墨推向了市場的風口浪尖。當然，拋開這些大型當代水墨群展，一些針對當代水墨作品的藝術家個展也先後在國內呈現，如李津在今日美術館的個人當代水墨展覽《李津·今日·盛宴》；由徐冰、馮斌等四位藝術家舉辦的《何不水墨》展覽以及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同樣在今日美術館舉辦的“潘公凱彌散與生成”等展覽。據今日美術館館長謝素貞介紹，該館今年還會專門設立一間“水墨館”。與今日美術館有著同樣關注點的還有更名為“蜂巢藝術中心”的原伊比利亞藝術中心，在其公佈的2013年展覽計劃書中，當代水墨無疑成為重點的推廣對象，半數以上的展覽將會圍繞當代水墨這一主題展開。

如此集中與大規模的當代水墨展覽在一級市場中出現並非偶然。其實早在幾年前，關於當代水墨這一主題的展覽活動就已盛行于國內，如呂澎策劃的大型國際巡展“溪山清遠”以及由太和藝術中心主辦的三屆“自由的尺度——《中國當代·水墨關懷》名家邀請展”。這些針對當代水墨而進行的藝術活動的持續存在，不僅讓原本還處於當代藝術與傳統水墨的夾縫內求生存的當代水墨有了更為明確的理論與學術支撐，也為其最終在二級市場站穩腳跟提供了足夠的收藏群體。

早在兩年前，國內的幾家拍賣公司也曾將目光聚焦在當代水墨這一市場後起之秀的身上，但由於當時的藝術市場在金融資本的裹挾之下分身乏術，而古代與近現代書畫也因其自身特有的歷史、文化以及市場價值而被金融資本選為投資獲利的工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代水墨這一市場的一年級生自然也就不會被過多關注。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當代水墨的隱忍終於在2012年秋季獲得了其應有的回報。當國內藝術品市場因調整而深陷泥潭之時，當古代書畫、近現代書畫以及當代藝術停滯不前甚至走上下坡路的時候，低調的當代水墨成為很多拍賣公司轉移市場矛盾的首要選擇。以當代水墨之名的各色專場輪番上陣，從去年秋拍到今年春拍，原本還不被看好的當代水墨一夜之間成為市場的新寵而被各方勢力所爭搶。

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任何事物的突然崛起總難免有各種負面資訊的傳出，就如同當代水墨的異軍突起一樣，各種陰謀論自然甚囂塵上。而拍賣公司因其市場運作的特性以及公開性成為這種陰謀論的主要針對主體。有觀點認為，當代水墨之所以在短時間內躥紅于市場，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目前國內拍賣市場可以誘導。而這種誘導狀況出現的原因在於2012年藝術品市場調整之後的市場下滑，各傳統拍賣門類普遍遭遇調整後的市場成績一路下滑。拍賣公司為了扭轉這一市場頹勢，迫不得已地推出各種新的市場門類，從近年來的影像、唱片、古董鐘錶、紅酒以及樂器再到如今的當代水墨，都可以看作是拍賣市場轉移市場視線的做法。當代水墨自身所特有的介乎于傳統書畫與當代藝術之間的藝術特質，也決定了其在調整後的市場谷底期成為被推廣的對象。另一方面，同樣受市場調整影響，買家與賣家信心大受打擊，拍品徵集在今年春拍更是遭遇史無前例的難題，迫使拍賣公司不得不開設更多新的專場以減緩徵集難所帶來的壓力。當代水墨同當代藝術一樣，在國內有著大批的創作群體。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徵集拍品的難度自然會較之已經越來越少的古代書畫以及近現代書畫小很多。

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的輪番轟炸讓當代水墨一時間變得風光無限、炙手可熱，但過低的入市門檻和較為淺薄的市場基礎，也決定了當前的當代水墨市場仍舊是一個新人進駐藝術品收藏核心圈子的墊腳石。已經連續舉辦兩年當代水墨專場拍賣的北京榮寶拍賣公司總經理的劉尚勇就告訴記者：“我們是國內最早進行當代水墨專場拍賣的公司，當然，我們專場的名稱並不是‘當代水墨’，而是選擇了另一個更為新穎的名字，即‘新水墨’。這樣的做法源於目前國內藝術領域對於當代水墨概念的模糊定義，雖然‘新水墨’嚴格説起來也存在一些爭議和概念上的模糊不清，但我們的初衷是以80後為創作主體的藝術家的作品，今年也將逐漸延伸至60、70後的藝術家。這麼做的原因一方面是80後藝術家的作品尚不成熟，需要時間的檢驗；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助這些60、70後的藝術家來帶動年輕藝術家的發展。畢竟，市場對於任何一種新的藝術門類都需要一個接受的過程，需要拍賣公司在這方面有針對性的引導。”

與劉尚勇持有相同看法的還有北京保利中國近現代書畫部的高級業務經理喬亞寧。在今年北京保利8週年的春拍當中，一場名為“再現‘三十年’——北京保利現當代中國水墨回望三十年”的專場拍賣以2.14億元人民幣的成績結束。在這一專場當中，雖然一些近現代的中國水墨作品依舊佔據了整個專場的大半江山，但眾多當代水墨作品的成功易主也讓人更為直觀地看到了當代水墨在未來藝術市場當中的市場價值。喬亞寧作為這一專場的最初策劃者，在談到當代水墨在整個專場當中的意義時説道：“中國水墨畫不管是古代書畫，還是近現代書畫，甚至當代水墨作品，都離不開傳統水墨畫創作的基礎，也就是筆墨、內容、觀念與語言。當代水墨雖然被冠以當代之名，但它並沒有完全與傳統水墨的創作方式進行割裂。具體到拍賣會中，我們經過從古代書畫到近現代書畫再到當代水墨的經營，也進行了一定的梳理，最終決定呈現這樣一個由1980年以後完成的作品所構成的拍賣專場。這當中自然會包含很多近現代藝術名家的作品，而當代水墨作為新的藝術門類也被納入到其中。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呈現這一專場主題，另一方面也是我們保利這幾年一直秉承的對於藏家自我培養的理念，即與市場和藝術家共同成長的藏家群體。當代水墨有其弊端與不足，但這並不能成為阻礙其存在與發展的關卡。而且通過這一專場的呈現，我們很驚喜地發現，很多原本專注于近現代書畫收藏的藏家開始對當代水墨産生了關注的興趣，這也是我們非常期待的。”

是洼地還是平地？

也正是從去年開始，當代水墨成為新的市場洼地的説法開始頻繁出現。與此同時，各大藝術機構與拍賣公司的聯袂合作也讓很多人開始相信了這種 “市場洼地”的説法。在明眼人看來，當代水墨固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市場價值，但這種價值似乎還並不足以促成一塊新的市場洼地的出現。更有觀點認為，目前的拍賣市場已經不再有所謂的市場洼地存在，能夠成為洼地的藝術門類已經被各大拍賣公司開挖殆盡，而目前被傳的各種“洼地”其實也大多都是拍賣公司故意為之的市場煙霧彈而已。

劉尚勇雖然對於當代水墨的未來市場前景比較樂觀，但在其言語中，卻也並不認同當代水墨就等於市場洼地這一説法。“當代水墨並不能被看作是市場的洼地。它還只是一個正在逐漸引起市場關注的新領域，還處於一個市場新的增量狀態。目前市場內流通的當代水墨作品本身就不是很多，也不具備在低谷期逆勢上漲的可能。當代水墨更多還是扮演了一個市場新增量的角色。同時，如果作為市場洼地，首先應該具備足夠的市場存量，單就這一點而言，當代水墨就不能被看作洼地。況且，以目前國內拍賣市場當中流通的當代水墨作品的數量而言，還不足以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勢力。再者説，現在當代水墨的收藏群體還是以一些新晉藏家為主，這一門類並未引起那些市場大鱷們足夠的關注。”

由此可見，當代水墨等於市場洼地的説法在目前的市場環境內顯然是無法成立的。作為市場的新成員，當代水墨雖然在目前取得了一些不錯的成績，但多數在百萬範圍內成交的價格給當代水墨更為堅定地打上了一個“市場新人”的烙印。作為新人，當代水墨顯然還不具備扮演“洼地”這樣極具挑戰性角色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