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中令我對此感受尤深的是《信心的操練》。必須承認，初讀之下我曾大感不快和困惑，因為其以日課方式讀參經文並自我激勵的做法，奇怪地喚起了那恍若隔世的“天天讀”、“活學活用”以至“鬥私批修”的荒謬記憶；同樣，“後記”中如下的一段話只要置換一系列關鍵詞，就能與歲月博物館中的某種意識形態藏品疊合，其同一的邏輯曾引導過眾多的集體愚行以至暴行： 操練信心的益處即奔向生命成聖，將我們在地上作客旅的短小的日子經由愛上帝的生命實質作成榮神益人的活祭敬獻基督。這是一個美不勝美的事實，更是極其內斂的爭戰：用我們的得勝彰顯那招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見證十字架救恩真理的美德。 當然這都是些一時聯想，它有待探究，卻拒絕一切簡單輕率的結論。清明的理性於此既不能無視歷史前景和背景的變化，又不能將教義宣講和現身説法混為一談，尤其不能忽略處於絕對弱勢的個體修為和以絕對強勢的權力為後援的集體推廣之間的區別。進一步説，只要不是糾纏于這些話語本身，而是著眼並叩問它們與言説者的關係，就不難體察到問題的另一面：在一個人文信仰持續坍塌，拜金和消費主義越來越甚囂塵上，而精神/人格乃至精神自身的分裂正越來越成為一種致人麻木的沉疴的歷史語境中，一個人要有怎樣的心性，怎樣的定力，付出怎樣堅韌不拔的日常努力，才有底氣説出這樣的話。 也正因為如此，所謂“奔向生命成聖”對我反倒構成了某種傾向沉默的壓力。這和“成聖”之念是否虛妄，或在今天是否格外虛妄無關（作為個人勵志，這在任何時代均無可厚非——且不説“人皆可為堯舜”的古訓，當代亦可舉出南丁格爾的成例），與“召喚－奔赴”的（神學）心理結構也關係不大；那一再訓誡我緘口的力量不是來自任何修行的意願及其可操作性，而是來自對一個人修行的過程，對這一過程中必然遭遇，並必須克服、消化的種種磨難，尤其是點點滴滴的日常磨難的同情（本義的同情）。由於分裂以至撕裂的力量前所未有地無所不在，這一過程本身甚至超越了其宣稱的目標，向我呈現了某種內在的、隱秘的神聖性。立足這樣一種可以被信仰和詩共用的神聖性的立場，就能看到《信心的操練》中那些未被説出以至説不出的部分（以日課形式説出的不過是其日常的象徵），就不難體會到我所謂“傾向沉默的壓力”。事實上，所有配得上神聖性的事物都具有這種傾向於沉默並喚起沉默的力量，它們當然也有權要求相應的領受和表達方式；對我來説，坦率地説出曾經的疑慮和內心爭辯以為引子，繼而閉嘴以為讀者留下更大的閱讀和感悟空間，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方式了。遺憾自然是免不了的，其中最大的就是來不及與沙光就《大地上的異鄉人》展開進一步的對話。沙光自認其詩歌卷是“以神本主義詩學為背景的抒寫上帝之愛對現實的撫恤的聖詩”，我則更願意稱其為一個向聖修行者階段性的“喜樂頌”。我不會從詩藝的角度把沙光描述成一個“歸來者”，然而，這些詩確實在更為成熟的意義上再現了曾在《抵毀》中大放異彩的魅力：變化多端的語言姿態和彼得拉克十四行的整飭形式之間構成的張力、閃爍遊移于多重復合聲調之間的不確定感，尤其是那種曾經讓我著迷的音樂性。顯然，正如皈依並沒有自動終止沙光在塵世的苦難一樣，轉向神本主義也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她所面臨，或可能面臨的詩學問題。多年前她曾經允諾要“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那麼，她正在探索的，會是一條經由詩和信仰的相擁相濟和互勘互破，不斷在二者之間達成某種危險的動態平衡的新道途嗎？《火焰在深情地歌唱》一詩似乎同時包含了我的期待和沙光的應答： 內在的精神不再劈啪作響，但不意味著我停止了歌唱/ 不再像年輕時那麼熱切傾訴，語詞不再糾結爭鬥/ 在寧靜中關懷世界，與人和睦，但決不與罪惡同謀/ 我在歌唱中提煉黑夜光輝，在照亮別人的同時使自身溫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