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燈女神”費羅倫斯•南丁格爾,以長期而真誠的護理事業詮釋著其對基督教的虔誠信仰及人格的高尚與偉大。 當然情況要複雜得多。我是説,被我的不適感觸動的遠不止是昔日的偏見,也包括一系列重要的詩學問題。無庸諱言,所謂“不適”在這裡必意味著分歧,而所有的分歧歸根結底都是所“本”的分歧。説白了,就是我基於自己的立場對沙光的“神本主義”立場心存疑慮。我的立場其實不是“自己”的立場而就是詩的立場,簡言之就是詩之所以作為詩獨立且自足存在的立場,是在天、地、人、神及其有機關聯的諸多可能的維度和界面上,在言説和沉默、澄明和遮蔽的持續博弈中,探討並揭示當下生存整體的立場。由此決定了我的疑慮是對所有可能把詩導向抽象化、工具化、自我封閉化——總而言之,意識形態化道途的疑慮,是對所有從現成、自明的知識系統中獲取依據,進而使詩的生成及其意蘊變得不言而喻的理論的疑慮。這樣的立場,這樣的疑慮,所相對的並非僅僅是“神本主義”,它同樣相對於那種狹隘的“人本主義”、“語(言)本(位)主義”,乃至一切“主義”。如果其本身也可以被概括為某種“主義”的話,那麼不妨稱之為“詩本主義”或“決不’主義’的主義”。 一場爭辯似乎已不可避免。我甚至聽到了內部程式被啟動的嘀答聲。然而,最終我還是選擇了撤火。不僅如此,自那一刻至今,五年多過去了,在我和沙光之間從未就此有過哪怕是非正式的交流。我甚至沒有問過,她之所本的“神”究竟是一神還是多神?其立場究竟是基於《舊約》還是《新約》?這當然不是説我一直在自我訓練隱忍功夫;同樣不是説,我因自知神學從來是自己的知識短板,每每未及開口便已心虛氣怯(作為反證,早在二十餘年之前,並且是在神學之板更短的情況下,我便曾在一篇文章中大言不慚地提出過建立“詩歌神學”的可能性——儘管旨趣迥然相異);更不是説,隨著歲月的流逝或對友情的更為看重,我當初的疑慮已經自動歸於消失——不,它仍然時明時暗地橫亙在那裏——而是説,從決定撤火的那一刻起,我就懸置了並一直懸置著那被猝然激發的疑慮。我不能肯定這樣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夠朋友,但我可以肯定,我之所以突然撤火,是因為有一個聲音搶在了前面。和我剛剛説過的一模一樣,它説:情況要複雜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