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詩結集出版時統統被歸於“抵毀”的名下——確實，沒有比這一命名更能概括彼時沙光複雜的內心境遇，更能揭示其沉陷的某種臨界狀態的了。最初看到同題作品時我曾以為“抵毀”是“詆毀”的筆誤，並立即捉筆改過，但很快就意識到此乃作者刻意的自撰發明，真正有誤的是某位自以為“資深”的讀者和編輯。儘管如此，“詆毀”還是因諧音而成了旁通的秘響，進而融入以至深化了“抵毀”本身即已具有的歧義。作為一個動賓片語，“抵毀”既可以解作抵抗、抵阻、抵制毀滅，亦可解作抵達、抵換、抵還毀滅；兩組解不僅力量向度截然相反，即便其各自內部，在程度和意味上也存在著微妙的差異。然而，凡此種種並不需要讀者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對詩來説，歧義叢生之處，往往也正是詩意紛呈之時。立足這一立場，“抵毀”就不再是一個詞，一個標題，而是一系列錯綜意蘊或語言姿態的結晶。而此時我突然發現，那始終如幽靈般徘徊在側的“詆毀”，其實一直作為必要的誤讀參與著我對“抵毀”的辨析，並因此使自身和這本詩集的關聯具有了自我纏繞的性質：它似乎既可以作為這本詩集的自我能指，又可以作為其自我所指。接下來它開始以其原本無“歧”可言的語義為軸心，奇怪地在二者之間搖擺不定：當擺向前者時，它畢現其批判且決不妥協的鋒芒，其背後閃耀著更大的榮光；而擺向後者時則近於一句反語，于無畏的接納中暗含某種反刺。如此誤讀或許有點牽強卻並不出意外，毋寧説，“抵毀”作為“一系列錯綜意蘊或語言姿態的結晶”因而變得更加奪目，更加豐富，也更加嚴重了。如果它現在更像一個裂變的象喻，那也同樣不出意外：在某種程度上，所謂“結晶”，就是裂變。 為一個詞花費如此筆墨，以至不惜冒首先把自己繞暈的風險，是否表明我對沙光那一時期的詩有所偏愛？對此我自己也不甚清楚；但若説我更看重那些詩所具有的不確定性，則我願意立馬承認。這種承認既包含著某種評價，又包含著進一步的探詢。無需特別的分析，只要稍稍關注一下其意象系統的特質，只要對諸如“萬暗的根底”、“大光”、“死蔭之地”、“純凈的呼召”、“豐美的曠野”、“飛翔的寶座”、“水晶的屍骨”、“藍色的深淵”、“塔尖”等用語所發散的氣息及其整體氣象葆有起碼的敏感，就能輕易辨認出沙光皈依基督對她此一時期創作的影響，甚至可以説，這種影響正是從內部照亮其語境的光源。然而，影響是一回事，可能的發展變化是另一回事。沙光之皈依基督自有其內在動因（即將出版的類自傳《鏡像》留下了這方面足夠多的蹤跡），由此確立了她在塵世的信仰；而由於她更早就選擇了詩，這似乎又表明詩尚不足以成為她的信仰，至少不足以成為她完全的信仰。如此推論或許有點不倫不類，但並不妨礙它所提出的問題：對皈依後的沙光來説，其信仰和詩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她將以怎樣的方式處理這種關係？如果説《抵毀》已經對此做出了初步應答，那麼，它所包含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我要再次強調其嚴重性）又將給她的寫作帶來什麼？沙光本人似乎也充分意識到了這新的挑戰。多年後我注意到，在前引《教堂》一詩中，她決非偶然地使用了“家”這一信仰和詩共通的隱喻，其結句聽起來像更是一個同時為自己和讀者準備的允諾： 家呵，我把風暴引進更高的城邦 然而，期待中的“風暴”並沒有降臨——在稍後出版的《六十首短詩，一個長詩和一部詩劇》中沒有；時隔又八年我讀到了《泉旁的玫瑰》，更沒有；前年的《香祭》則乾脆讓我絕了有關的念想。當然，這是就“風暴”一詞的本義和可能激起的想像而言——儘管我深知紙上的風暴必經過身心的醞釀，卻很少想到，它完全可能被轉化成我們所不認識的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