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不認識”正是我乍讀《泉旁的玫瑰》的第一感受。時至今日，我對當時心中充塞的那種混合著失落和尷尬的奇特陌生感仍然記憶猶新。這種陌生感和詩本身寫得好不好無關——事實上，面對這些詩我已無法使用通常的詩歌尺度——而只對應于期待的突然踏空或錯位，其情形相當於興衝衝地去見一位老友，進門卻發現當堂站著另一個人。我想我大致翻完後很是沉默了幾秒鐘，像是在斟詞酌句，其實腦子裏一片雪花，如同搜不到頻道的電視螢幕。最終我只能掙扎著説了句：“噢，讚美詩……寫了這麼多……”。抬頭看向一旁的沙光，那目光必是困惑和詢問的；沙光接著了，卻是滿滿的坦蕩，沒有要解釋什麼的意思。她笑吟吟的，渾身上下流動、發散著某種我此前很少感受到的意緒。一個剛剛在詩集中反覆出現的詞蹦出來：喜樂。 沙光當然有理由喜樂：她剛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中國文學史上、中國基督教史上第一本本土詩人創作的讚美詩專著”。但真正的理由更深，那是一個只存在於她和她的上帝之間的秘密，也只能由她自己説出。至於我，無論是作為朋友還是本書的責任編輯，都沒有理由不為沙光的喜樂而喜樂。接下來的合作足夠愉快：我們一起商定出版細節，一起處理雜務，一起吃飯聊天。有感於她的盛情邀約，同時也為了獲得某種體驗，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在飯前和她一起雙手合什，聽她輕聲祈禱，然後共呼“阿門”。 間或也談到詩（應該就是在這“間或”中的某次，她説到了她的神本主義立場）。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評價她的那些讚美詩。就像照像總是調不好焦距一樣，我也總找不到我們之間可以通約的尺度。唯一可以通約的是真誠虔敬，但既然沙光在這方面無可置疑，而我又以為“真誠”不過是詩的出發之地（“虔敬”則要複雜一些），除非見出作偽和矯情，否則無需深究，我們之間自也不必為此費什麼口舌。奇怪而又不足怪的是，沙光也從未主動徵求過我對她那些讚美詩的看法——或許是因為無論我怎麼看對她都不重要，或許是因為她自認我們之間已就此達成了某種默契。 某種默契自然是有的，但比之更確鑿的卻是尚未説出的疑慮。這疑慮並不自我耳聞“神本主義”始，事實上，從粗粗讀完《泉旁的玫瑰》那一刻起它就一直存在，“神本主義”的宣示無非是令其更明晰、更刺激而已。有疑慮就有爭辯，儘管那暗中進行的，始終是內心的自我爭辯。我的自我爭辯肯定不會圍繞讚美詩本身（我敬重一切讚美詩如同敬畏上帝），更不會牽動其背後龐大的本體論、世界觀和語言體系（我已經説過，神學從來是我的知識短板）；在某種程度上，它只不過承續了當初《抵毀》提出的問題，即詩與信仰的關係：以兩本詩禮讚上帝固然彰顯了沙光作為一個信徒的至敬至忱，並使她的寫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明確方向感，但即便充分考慮了讚美詩在體式上的特定要求，這些詩的肌質和滋味也顯得過於單薄，缺少張力，語言的不確定性及其含混的魅力更是消彌于無形，其語境是如此澄澈透明，以致其歌唱性也變得空洞。難道信仰力量的增強和詩的力量的增強必互為消長，或前者必以犧牲後者為代價嗎？ 我不得不發明“基督徒/詩人”這一複合詞，以相對並區別於沙光屢屢自稱的“基督徒詩人”。在我看來，“基督徒/詩人”突出的是一種並重的連理關係，不僅強調“既是基督徒，又是詩人”，更強調二者無論怎樣本以同一淵藪（個體生命對虛無和苦難的雙重體驗），無論在精神指向上怎樣相類（超越內心的虛無和苦難），卻各各有據（前者基於向神的衝動而後者基於審美的衝動），不可彼此替代；而“基督徒詩人”突出的是一種從屬的等級關係，不僅強調“首先是一個基督徒，然後才是一個詩人”，更強調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前者之於後者都享有優先以至支配的地位。那麼，沙光究竟是一個基督徒/詩人，還是一個基督徒詩人呢？我無意製造“基督徒”和“詩人”之間的對立；同時還必須警惕，不要使我的辨析成為某種身份之爭或概念遊戲，這類無聊的語言雜耍人們已經玩得夠多了。一個最簡明而又最無可辯駁的事實是，對沙光來説，無論皈依還是寫作都首先出於其安頓身心的需要，因而如何處理信仰和詩的關係在任何情況下也首先是她自己的事。這是個體生命的直接現實，也是無聲的道德律令。就此而言，我的疑慮從一開始就是，也只能是自我疑慮，它所質詢的與其説是沙光的神本主義立場，不如説是我自己的信仰處境（由於無從落實托爾斯泰所謂“不要求我直接否定理性”的宗教，我寧可讓我的宗教感居留于能同時容存“信”和“疑”的“詩本主義”）；而我的自我爭辯從一開始就是，也只能是某種祈禱，在這種祈禱中受到祝福的不僅是沙光和她的寫作，不僅是詩和信仰所共同據持的大愛和正義，也包括那仿佛受了詛咒似的世俗大地。作為一個卑微的詩本主義者，我深知詩人也好，信徒也好，其真正的使命（假如確實存在某種“使命”的話）並不是要當一個精神工兵，致力於在塵世的窒礙中開挖一條可供自己遁往天堂的神秘通道，而是要認命如宿，攜帶其全部的內心苦難，無往而不復地展開所有人都嚮往的白日夢式的飛翔。此膽識所在，勇氣所在，活力所在，也是所謂“超越”的難度之所在。至於這種飛翔是據以上帝的名義還是詩神的名義，在我看來反而是第二義的問題。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之間做出選擇的話，我更願意徵引一位了不起的蘇俄鋼琴家的話以為回答，她説：“我知道只有一種方式接近上帝，那就是藝術。” 非常抱歉嗦至此還沒有涉及沙光的五卷新作，而我將很快結束這篇業已太長的序文。這種做法有違常理，卻未必有違我的初衷。説實話，最初答應為沙光作序完全是出於友情，但尚未等到斷斷續續地讀完這五卷新作，我就意識到這項工作對我將是多麼的力所不逮，而我的允諾又是多麼的輕率。作為一次以神本主義為背景的大規模文學—神學寫作實踐，這五卷新作儘管各各有所側重，但又依其內在的互文性而結為一個整體，兼有反觀、探研、撫恤、啟示、垂范諸多維度。要對這樣一個整體做出中肯的學術評價本已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而更困難的在於，它們不只是呈現了通常意義上的精神成果，還隱含著一條向聖長修的心路，面對後者，再中肯的説辭也都形同廢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