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您覺得中國電影最有意思的時候是哪個時期？ 李：不太好講(笑)。我認為最有意思的還是90年代，不過這個話應該由後人來講，十年以後，大家來評價。我們現在還在從事這個事業，不應該由我們來講。還有一個時代就是30年代，中國電影剛剛有點樣子，有純真感。那時候還沒有市場，沒有自己的電影形式，也沒有意識形態，因此很純真。 不過説回來，整體上感覺比較好的還是90年代。就是1989年到2000年，中間這十年，從《紅高粱》到《臥虎藏龍》，還有《花樣年華》。商業上的大片、社會片、功夫片都在世界上有了影響力，從編劇到電影語言到內容，雖然還在學習世界語言，但在藝術上説是發酵了，80年代是在醞釀，90年代就形成了一個爆發。從那個時候起，世界上開始注意到中國電影這回事，中國電影也跟著整個世界的發展一起互動。 《星》：最近幾年，你對電影的表達和理解，在中西方的共鳴也越來越廣泛。回頭看自己這20來年的電影歷程，是否達到了自己最初的、最本源的想法呢？ 李：我也説不上來我還有什麼目標還有什麼片子要拍。當學生的時候沒想到能在美國拍，當時拍的片子都不可能在美國演。拍《推手》時還沒有這種想頭，只是想在台灣上映，我就很高興了。《推手》只有在台灣上映，在香港大概也上映過。一步一步走過來，我也沒有計劃。拍兩三部就開始往外擴展，找題材。使命感使我要面對很多人，處理很多人際關係，其實這個環境不是我想面對的。拍電影的人好像是導體。你們都比我們聰明。 有些東西我拍了以後，沒想到會被很多人訪問，為什麼做這個，為什麼做那個。不能不給答案啊，我這個人很老實的，人家怎麼問，我就要給人家很好的答案。他們滿不滿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等於是自己檢討。有時候也看別人寫我自己，我又多了一些了解，其實自己都不曉得或者沒有這個想頭的。 我跟人家分析、解釋的時候都很困難，道可道，非常道，把它講出來，就縮小了，越講越不值錢。有的導演高深莫測，戴副墨鏡，也講不出幾句話來。我做不到這樣。蔡明亮拍了一部電影《天邊一朵雲》，台灣的電影人、學者、專家開了個會討論了一個禮拜，最後恭請他去做結論。他一上去就説你們在講我的電影麼？又好氣又好笑！把那些人傷得不行！(笑)。 《星》：這樣一個轉型時期，對導演的創造力來講，其實是很大的挑戰，你怎麼看中國電影所面臨的問題和前景？ 李：我覺得現在是尷尬時期。以前受壓抑太長了，一下子積累了很多火氣，有火氣拍出來的電影就很好看。但是現在要滿足觀眾，光憑火氣是不夠的，需要重新摸索。包括作家，導演，演員，整個表演方式等都要摸索。它不是從藝術片，甚至去電視中找的，很難做，受到的幫助也很小。商業導演是有容乃大，容納很多東西，不是憑火氣一股熱血就可以搞定。 這是一個過渡的尷尬期。社會在轉型，觀眾也在轉型。我看現在一般的評論總是盯著這幾個人，有時候真是難為他們了，不能光靠那幾個人做事的，這對導演有很大壓力。導演也需要靠山靠水，也要吸收文化的養分，需要觀眾對他的回應。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創作出大家都喜歡的作品。從中國百年來看，整個文化的成長，吸收，都需要檢討，匹夫有責嘛。導演只是泡沫，是浪花，而底下的海流才是最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