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因為我個性比較好，好人就壓抑，壞事做不出來，奔放的東西不見得是好的，所以常常會壓抑。 我從小就壓抑，當時我評斷一個人，只有兩個條件，一個是成績好不好，會不會讀書；第二是孝不孝順。孝順我沒有問題，但我成績不好，個子又很瘦小，所以很壓抑。 《星》：回顧過去，感覺你有一個思考者的靈魂，這些會不會成為你很大的一個創作來源？ 李：會啊，我創作時多愁善感。小時候我媽媽常説“你看葉子飄半天還不讀書”。 《星》：講講文化背景對你創作電影的重要性？ 我個人覺得背景並不重要，就對美國文化的了解而言，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比我更了解。我弟弟跟我是同樣的背景，或者我的同事跟我也是同樣的背景，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還是對電影的創作力、表達力和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這些是跳開文化背景的。 《星》：聽説你的大學沒有考好，太緊張了，所以到了藝術學校？ 李：是啊，反正第一次上舞臺我就知道比較喜歡，而且只要是做電影做戲劇的時候我這人就比較靈光，超出這方麵包括考學校、社交、生活啦，就不行。 在台灣藝術學校的學習經歷對我來説是個很大的轉變，七八年去到美國留學後，又在伊利諾大學念了兩年多的戲劇。 《星》：可以料想，美國的留學生活一定對你是個很大的衝擊，對你以後的創作也會産生很大的影響。 李：頭兩年對我影響很大。東方的生活態度和西方很不一樣，這對我來講確實是個很大的衝擊。東方的傳統倫理哲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較壓抑和順服。西方就不是，比較表達自我，對壓抑的抗爭方式就是宣泄，這就增高了衝突，這就是戲劇。對我來説，東方的人生態度是非常反戲劇的，用西方的戲劇原理來講的話，不是有真正的戲劇衝突，只是故事性強而已。所以在以後的拍電影的時候，雖然我用的是東方的眼光，但在手法上基本用的是西方的戲劇形式。 除了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外，這段時間我也看了很多在台灣看不到的書，老捨得書就看得最多，這方面的衝擊也是很大的，簡直是天地倒轉！ 《星》：1980年開始學電影，在紐約學了幾年？ 李：3年，之後就待業了6年。在那段時間裏，我覺得對編劇、對電影的結構、市場運作的方式，都有了一些體會，因為是長片。雖然在學校拍短片時，你有才氣，有表達力，學生片拍得不錯，但畢竟是短片，具體到長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六年的時間裏，在這方面還是有些磨煉的。但大部分時間還是浪費了，在家裏煮飯。 《星》：不過我知道在這段時間裏，你寫了《喜宴》和《推手》這兩個劇本，尤其是《喜宴》，為你以後的電影事業鋪平了道路。 李：這兩個劇本在台灣得了個劇本獎，《推手》得了第一名，賺了點稿費，《喜宴》才是我想拍的。台灣電影公司給了一小筆錢，讓我拍《推手》，我就請在美國的朋友也是我現在的合作者來當製片。這個片子在台灣得了“金馬獎”提名，票房還可以，打平，然後就有了機會拍《喜宴》。《喜宴》得了柏林的”金熊獎”，世界市場打開，於是就拍到現在。 《星》：《喜宴》是你的成名作，得了“金熊獎”並在世界範圍內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我覺得這個題材是非常獨特的，很好奇你是怎麼想起描寫這樣一個同性戀的故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