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這是朋友的故事。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一個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國男朋友住在一起,在華盛頓市,他的父親是個將軍,他有三個姐妹。他媽媽天天要給他介紹女朋友,奇怪他怎麼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他就一直瞞著,姐妹也都替他瞞著説“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來”。他父母到美國去住在他家,他就説那個男朋友是房東,家裏挂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換下來,就像電影裏那樣。有一陣子他們幫一個女孩子辦綠卡,後來辦成沒有不曉得,反正有這麼一回事。後來我就想,這有意思呀,可以寫成一個劇本。本來這些不夠一個電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靈感,一想,如果結了婚,後半段不就出來了嗎?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劇本寫出來,寫好以後放了5年都沒有拍。那個時候中文影片在美國拿不到錢,在台灣,同性戀題材也拿不到錢。我寫的《推手》在台灣參加劇本獎徵選,就把《喜宴》一併送去了。《推手》拍完,他們就説,繼續拍那個劇本吧,蠻有意思的。那個時候,台灣人的觀念裏已經對同性戀比較開放了。 《星》:你想通過這個故事告訴觀眾什麼呢? 李:嚴格講這不是一部講同性戀的電影,如果是那樣的話也不會有那麼高的票房。一般觀眾都把它當成一個家庭劇來看。家裏有這樣一個問題,這些人將如何度過去,同時也檢驗一下我們中國的傳統倫理,主人公在這當中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你看到,故事裏的起因是假的,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可所有的人付出的感情都是真的。這跟我以前真假虛實、價值倒轉的經驗可能有關係──我們翻過來看,在同性戀的世界裏,我們認為的正常都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個反轉的情境,可以利用戲劇衝突的手段去探討人的問題,探討人性;從社會劇看是一個諷刺,從人性來講的話,我自己覺得還是蠻感人的。當然我不是同性戀,可是我會有別的問題。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這個題材的戲劇效果和戲劇情境也很好。總之,你會覺得這是個可以work的東西。 《星》:我覺得你的影片是靠挖掘人性中非常普遍的東西來取勝的,而且我感覺儘管你的電影都很成功,但裏面並沒有浮躁的東西,而這些浮躁恰恰在一些中國電影裏很常見到。於是我想問問你,你在拍電影的時候最不能放棄的東西是什麼?或者説你最想表達的核心的東西是什麼? 李:我想,不管怎麼樣變--一樣東西久了,不換藥,湯總要換一下,如果説有一些到現在還沒有變,或者説將來可能也不會變的話,我想可能就是人際關係吧。人際關係中的宗旨對照。在人際關係的這個範疇裏,所謂的宗旨是你需要自由,需要逃出來,這就是一個約束力,規矩,倫理。人不能孤獨地活著,總要和別人有關係,這就是人際關係。小到家庭、夫妻、朋友、大到國家、戰爭,人跟人都有關係,這是我有興趣的,可是人套在一個關係裏,你又覺得不自由,像呼吸一樣,吸一口呼一口,呼一口吸一口。到上部片子為止,都是這樣的細節,社會發生了變化,人産生了不適應,他做出了反映,説明白了就是變化的時代裏不變化的人的東西。大概就是這些,我一直感覺有興趣,我想關心,就像一般人一樣,對自己有關的事情,他會投入,也容易産生共鳴。所以我説.如果有什麼還沒有變的話,大概就是這些。其他的,我想花樣儘量翻新了,不破不立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