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説到《理智與情感》我同樣很好奇，我想知道在二十世紀末，你為什麼會對十八世紀初英國女作家奧斯丁的作品感興趣？ 李：理性與感性，你不管怎麼編，不出這兩個東西，我就是對這種最根本的東西很有興趣。其實《理智與情感》是唯一一個不是由我發展出來的劇本，這是人家看了《喜宴》以後來找我的。應該説很有緣份，因為我看了劇本的名字，突然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噢，其實我頭三部片子講的都是理性和感性的衝突。所以我説很有緣份。而且艾瑪--湯普森是個很好的演員，她寫了劇本，她來演出，又不在好萊塢拍，在英國拍，人家又捧著錢來，不然我是不會接受的。其實原著裏的東西我都滾瓜爛熟，就是用英文做一遍，可是以前我沒有做過那麼高水準的英文片，所以我拍這部片子是冒了一次險，對他們來説也是冒險。 《星》：拍這部片子時你從原著中吸取了什麼又改動了什麼？ 李：劇本我接手時已經寫了4年，不知有多少稿了，籌備拍攝已經有15年了。劇本艾瑪--湯普森改編得還不錯，我去改寫就是做些電影化的處理，因為艾瑪她是演員。其實小説最讓我感動的地方，電影卻不容易拍，這是很可惜的。就像妹妹，本來她是最感性的，為了家裏她去嫁給那個老頭，最理性的姐姐，卻得到最浪漫的結局。原著裏那幾個男人都不是很成功，但你不能讓觀眾看個很煩的電影，所以就做過調整。比如那個男人雖然有老態，但他有另外的誠懇的味道，讓你感動。 《星》：就是妹妹的丈夫吧？ 李：丈夫，也包括其他男人。做為電影的觀賞性，你不能讓妹妹真的嫁給一個老頭，看到後來你還是要為她的結局高興。這也是電影製作沒有辦法的事情。 《星》：《冰風暴》這個題材是你選擇的嗎？ 李：我在做第三部片子以後就從外面找題材了，我的生活經驗就那麼一些，繼續創作的話就需要反映別的題材，這是我的一個動力。這篇小説涉及到我許多東西。一部電影要兩個鐘頭，不光是故事、人物，它還允許你做一些電影手法，而且這個題材不是線性的，故事的拼湊方式像立體派的畫一樣，這對我很有吸引力，我希望做這個嘗試。同時它也是理性與感性，只不過你把它倒過來。 70年代那個時代很有吸引力，是美國由盛到衰關鍵的一年。經過60年代的熱情以後，受到backlash(背後的一擊)，“水門”事件，越戰失敗，高等藝術走向普通藝術，個人意識抬頭，權威性解散。總統都可以撤謊，對美國這樣天真的國家來説，是個一次性的破滅。從來都沒有輸過，第一次輸掉，整個信心瓦解，這是美國夢的破滅。這之後，大家還不曉得該怎麼辦，只知道要新潮。父母在家庭裏面不能多管，要表現得自由；他們也不曉得怎樣應付和子女的關係，還有其他人際關係。這是個尷尬期，青黃不接。最尷尬的內容就是最好的戲劇內容。當然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講不完的，都在那個年代的轉變期，包括fashion，什麼都流行。所以説對那個時代我很有興趣，而且在電影裏可以做冰風暴。最重要的，這是由我第一次主控的電影，而不是電影主控我。 《星》：你認為拍電影時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李：最大的樂趣是好玩，講意義是附帶的，如果嚴肅地講些道理就寫書好了。意義是我創作電影的原動力，沒有意義會覺得底氣不足，可是光有意義在後面，做做就不曉得在幹嘛。所以我覺得有些人的電影意義過重，有種責任感。但這些如果太超越樂趣的話，我覺得也就沒意思了。電話畢竟也是一種技術，這不能忽略，沒有技術怎麼叫藝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