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在美國，有很多中國人成功的例子，但像你這樣在美國這種電影大國裏佔有一席之地的人，我認為僅有你一個──我指的是藝術電影。我想問問你，你是怎樣跨越東西文化的障礙並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的？ 李：這和個人機緣也有關係。我在美國讀書，拍學生片時沒有那麼多中國人，就開始拍美國人的東西，所以並不生疏。我的機緣就是正好有這些朋友，幫我選材，幫我看著，離譜的地方就告訴我。美國片有它的吸引力，因為是電影大國嘛，做主流電影沒有能超得過它的。所以有它的工業、發行，整個製作體系是很完整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東西只有在美國片裏才能做的原因。這些，對拍電影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有時我要撇掉它來製作中文片，一方面是自己文化的根，一方面也很自由。 《星》：你和許多國際大牌明星都合作過，和這些大明星合作你覺得有什麼經驗？ 李：你要利用和展示他們的魅力，不能光演戲，挖掘新鮮感是你主要的工作。明星本身有一種形象，你的電影就是要利用這種形象或者是反形象。 《星》：對您個人影響較大的中國電影人是誰？ 李：中國導演裏，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李翰祥。因為以前看的電影很多是商業片，不會特別注意導演，他是我惟一很早就有印象的導演。他的片子不太一樣，所以你會注意到導演。他表現出對文化的興趣。後來還有胡金銓，香港電影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看的香港電影比台灣電影還多。像胡金銓他們創造出來的影像，對我的影響，不止電影語言，包括表達情感的方式，對電影的理解。讓我覺得中國片就是這樣的，過去的中國是這樣的。 台灣導演有一位叫李行，他比較像內地的謝晉，電影味道很像，影響也很像。台灣叫健康寫實。他們的電影，對我們這些離開內地的台灣人有很大影響。台灣的文化也是繼承了中原的，但有一個斷層。當然，長大以後，我知道有些是真的，有些影像是創造出來的。他們身上還是有一種比較浪漫化的夢想。像李行拍的台灣的一些比較經典的電影，就是比較理想化的。後來我看到侯孝賢出來拍的片子，開始有現實主義，電影才跟生活現實發生比較大的關係。之前台灣的武俠片和瓊瑤片，電影和生活的關係是不大的。後來到美國，可以看到一些內地的電影。比如《高山下的花環》，還有《林家舖子》，印象都比較深刻。 《星》：印象比較深的老片子，比較有觸動的是哪幾部？ 李：港臺的話有《俠女》，還有《梁祝》。當時比較小，沒有什麼控制力，看完就哭。當然《梁祝》比較煽情，它是從內地的黃梅調中改編出來的。《俠女》感覺比較有藝術氣息。那時候台灣還不像*十年代那麼商業化。那時候看還挺有意思的。 到美國以後，老片子像《十字街頭》覺得很好看，第一次看老片，這麼精彩的《十字街頭》！接下來就是《馬路天使》，是趙丹和周璇演的。“四季花開”那首歌使我蠻震驚的。它有義大利寫實片的味道。 比我後來在港臺看到的片子講究，又有社會意識。80年以後，看了《神女》，《林家舖子》也看了，那時候第一次看，看得晚了一點，感覺上比較左派一點，比較收斂。後來看《小城之春》，雖然表演還是非常話劇式的，但那種戰後心理的體察非常難得。我覺得他們當時受到好萊塢、義大利寫實主義、德國表現派的影響都比較大，包括《夜半歌聲》，基本上是學西方，然後從自己的文化裏找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