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伊斯的這部分信件由埃爾曼整理成冊，以《詹姆斯·喬伊斯書信選》為名出版。寫這類信的那段時間裏，喬伊斯除了有明顯的戀物癖、受虐意識、性倒錯和偏執狂傾向外，還有明顯的精神壓抑和嚴重的感情憂鬱症。著名精神分析學家和醫生、弗洛伊德的“加冕王子”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得知他的病情後,主動要求為喬伊斯進行治療，但喬伊斯一再推託,拒絕治療。 他認為一旦他的病治好了，他創作的激情和慾望也就隨之消逝。他寧願與疾病為伴而持有創造的慾望，也不願身心康復而失去寫作的激情。 無獨有偶，奧地利著名作家、現代派後期象徵主義作家萊納·馬利亞·裏爾克也和喬伊斯一樣，認為精神治療的結果會使藝術家的創造激情和慾望消解。所不同的是，當他自己感到精神有問題時，他曾接受過短時間的精神治療。但當他得知精神治療的宗旨就是化解一切內心衝突後，便立即終止了自己的精神治療，並斷然寫道： 倘若我的魔鬼離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會振翼而飛。 為了創造，作家、藝術家的犧牲是巨大的。創造性的活動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心血和生命，剝奪了他們享受天倫之樂的權利，把他們投入一種極端的、反常的、瘋狂的生境之中，把他們當成實現藝術目的的工具，無情地役使他們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迫使他們放棄正常人的生活，逼迫他們無條件地獻身，並將他們的生命置於深淵和巔峰之間，讓他們在其間大起大落。 藝術創造性活動汲取了他們寶貴的生命能量，而使他們無法拿出足夠的精力去面對殘酷的現實世界。終於，在現實生活中，他們變成了低能的人。由於他們為了創造失去得太多，一旦他們從創造性活動中退出時，他們便會在現實生活中尋求瘋狂的補償，以至於因為補償過度而形成各種各樣的不良品行和惡習：殘忍、自私、虛榮。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在創造性活動中以創造者的角色出現，他們便形成了一種自我優越感：創造者唯我獨尊，並將這種觀念貫穿到現實生活之中。他們完全以自我為中心，肆無忌禪地冒犯道德準則和傳統法則，並因此而成為公眾群起而攻之的對象。 為了獲得創造的激情、靈感和創造的衝動，他們必須有意將自己置身於極端的、甚至是反常的生態環境中，去獲得為創造而必備的生命體驗。一方面，藝術的崇高使命賦予他們一種觀念，他們認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另一方面，他們也在現實世界中生活，現實世界的道德觀念和傳統規範也同樣影響著他們。這兩種觀念在他們的生命活動中互相爭鬥，使他們感到混亂而痛苦，備受折磨。當現實世界的道德觀念和傳統規範佔上風時，他們也會感到自己生活方式的反常、墮落、醜陋甚至於罪惡，不過，他們自認為有權利去做一切的時刻更多。 創造的代價是巨大的，但報償也是豐厚的。創造性活動使參與創造的人體驗到了創造的至高享受，體驗到了生命的各種極致境界：大喜大悲，大善大惡，歡樂的頂峰和痛苦的深淵，愛的*蕩魄的極樂，*的暴虐和折磨；創造性活動把他們造就成了藝術家，使他們成為創造者，成為卓越的人；創造為藝術家帶來了榮譽、財富、地位、愛情，創造賦予了藝術家超凡的魅力，為藝術家開闢了廣闊的現實和理想的生活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