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褻瀆神聖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4-14 10:45:26 | 出版社: 河南文藝出版社

作家、藝術家自認對於一切都有權利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表現,去敘説,甚至去嘲弄,去褻瀆,這是他們的自由。後期象徵主義作家、被人視為魔鬼化身的波德萊爾在一首詩中曾經這樣寫道:

什麼是愛情?愛情就是出賣自身。

上帝將他的愛廣賜普天下一切人,上帝的愛是最大的賣淫。

愛情本是一種美好的感情,但波德萊爾用一種褻瀆的眼光重新審視愛情,自我奉獻也就成了出賣自身,愛的最多者莫過於神,他奉獻的最多,出賣的也最多,所以也就成了最大的賣淫者。歷史上敢於褻瀆上帝的藝術家不止是波德萊爾一人,但敢於對上帝如此直言的恐怕他是第一個。

作家、藝術家並不是對所有蕓蕓眾生所認定神聖的存在都要褻瀆。他們只是褻瀆那些他們覺得有必要褻瀆的東西,他們只是在生活中的某些時刻褻瀆那些必須褻瀆的東西。不過,他們憑藉自己的感覺來評判一切。他們尤其喜歡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褻瀆那些社會確立的神聖觀念和蕓蕓眾生所信奉為神聖的東西。

上帝在世人的心目中,尤其在熱愛主的蕓蕓眾生的心目中,是至善至愛的化身。但畫家畢加索卻不這麼看,他對上帝的觀念來源是具體的生命活動。他對上帝的認識,不是源於《聖經》,而是源於他早年的生活經歷。畢加索十分愛他有著金色的卷髮、滿面笑容的妹妹孔瑟達,他曾相信至善和萬能的上帝願意並且能夠拯救7歲的患白喉症的妹妹掙脫死神之手。他曾向上帝無數次祈禱,別讓妹妹被死神奪去。但上帝沒有理睬他的請求和祈禱,眼看著她死去。從此,他便認為上帝是邪惡的,命運與人為敵,這個世界是強者的世界。神不是善者,而是有力量的惡者。這個世界真正崇拜的不是善,而是惡的力量,於是他創作了褻瀆神意的畫《耶穌賜福魔鬼》。耶穌怎麼可能賜福給魔鬼?

作家、藝術家褻瀆上帝的方式源於他們對於上帝的理解。作家彌爾頓褻瀆上帝的方式是歌頌魔鬼。在《失樂園》裏,他所描繪的魔鬼是反抗代表邪惡勢力的上帝的英雄。作家伏尼契則乾脆通過作品中的主人公之口宣稱,上帝的存在只是一個騙局。有時,藝術家對於神聖存在的褻瀆是不經意的,像拉斐爾之類的畫家就是這樣,他竟然用*作為原型創作聖母的畫像。這樣一來,*與聖母也就沒有區別了,*就是聖母。也許拉斐爾在作畫之際並不是故意要把*的地位提升到聖母的位置,也不是要把聖母的位置貶低到*的地位,他只不過是感覺到眼前的*從外部形象上適合於作為聖母形象的原型。在文藝復興時代,這樣的畫家並不招致別人的非議。米開朗基羅創作的上帝的形象,是否以其同性戀夥伴為原型,也很難講。

神在蕓蕓眾生心目中永遠佔據著神聖的地位,但在作家、藝術家那裏佔什麼樣的地位完全由他們的感覺來決定。麥當娜把*放在第一位,所以她對神的解釋往往從是否*入手,而她對於神所能作的最好解釋就是*解釋。麥當娜説:“説十字架*,是因為上面釘著個*的男人。”她到處講述耶穌的*,並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作為男性*的象徵編入歌舞表演出來。為此,她惹怒了宗教界,人們咒罵她是個褻瀆上帝的妖婦。麥當娜卻滿不在乎,在麥當娜看來,真正重要的還是*,連上帝都喜歡*。有一次在拍照時,麥當娜正在拉拉鎖,突然間她脖子上戴的十字架掙脫了束縛,順著她高聳的乳胸往下滑溜,她興奮異常地説:“連上帝也往我褲子裏鑽!”

在蕓蕓眾生看來,靈魂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它是人的神聖性的集中體現,但在作家、藝術家看來,靈魂的重要性不僅因人而異,而且也因生命存在的境遇不同而發生變化,有時靈魂的存在對人反有害。海明威就覺得靈魂的存在無關緊要。他曾這樣説過:“我的靈魂也許不會得救。誰關心自己的靈魂是否得救呢?明智地丟掉自己的靈魂,是人的職責。這就跟你會賣掉自己的保衛不住的陣地是一樣的,儘量賣得貴些,不惜討個最高價錢。”



人們總是習慣於相信正義的戰爭是偉大而神聖的,然而在作家、藝術家看來,一切戰爭都是殘酷的、愚蠢的,戰爭是罪惡,無論你為誰而戰,最終都要殺人,都是犯罪;而戰爭從根本上説是*的爆發,絕對沒有神聖和正義可言。戰爭無非是賦予人,賦予這個世界殺人的權力和勇氣。在《永別了,武器》中,海明威寫道:“既然人們給世界帶來這麼大的勇氣,這個世界就非殺了他們,毀了他們不可,所以世界當然要殺他們,毀他們……很善良的人,很文雅的人,很勇敢的人,都不問青紅皂白一概殺掉。如果你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人,那你也可以相信,它還是要殺你,只不過不是那麼迫不及待地要殺罷了。”

説到戰爭的神聖和偉大時,海明威寫道:“肚破腸流的屍體上沒有美可言,炮彈休克的士兵身上沒有尊嚴,犧牲只在不必犧牲的人來説是高尚的。”他憎恨虛偽,認為戰爭沒有什麼偉大、神聖或光榮的東西。“戰爭就是血泊,就是地獄,就是黑暗中痛苦的號叫,殘酷無情、毫無意義。”

“我聽到‘神聖’、‘光榮’、‘犧牲’等字眼和‘徒勞無益’之類的説法,總是感到害臊……像‘光榮’、‘榮譽’、‘勇氣’這樣的抽象詞語,與具體的村莊名字、道路編號、河流名稱、部隊番號和日期相形之下,全都顯得可憎。我可沒有見到什麼神聖的東西,光榮的東西也沒什麼光榮;至於犧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場,不同的是把肉拿來埋掉罷了。”

海明威親身經歷過戰爭,他最清楚戰爭意味著什麼。

愛是崇高的,這是人們靈與肉交融的結合,是人生最美妙的境界之一。但在作家、藝術家看來,愛情還有著極為可憎的一面。就像在前面提到過的一樣,海明威認為:“性行為並不雅觀,而愛情又和宗教一樣,造成的痛苦多於幸福。”在《有錢人和沒錢人》中,海明威更為詳盡地闡述了他對愛情的看法:

愛情最偉大,是不是?愛情不過是另一種骯髒的謊言。愛情是因為你怕我懷孕而使我暈頭轉向的迷魂藥。愛情就是奎寧,奎寧,奎寧,服到我耳聾為止。愛情就是你讓我經受的那種骯髒的墮胎時的恐怖。愛情就是我這完全被攪亂的五臟六腑。愛情就是一半的導液療法和一半令人昏眩的灌洗療法。我總算懂得了一點愛情。愛情就在洗澡間裏的門後挂著呢,有一股消毒劑的味道。讓愛情見鬼去吧。

這是小説主人公理查德·戈登的妻子所説的一番話。

波德萊爾表現對人類高尚愛情進行褻瀆的方式不僅是把愛情與痛苦和受難連在一起,而且還把愛情與*、死亡、腐爛聯繫在一起:

我的靈魂,曾記否,

在那和煦的春日裏我們所見的景況:

那兒有一小徑折向一旁,

一堆令人作嘔的行屍走肉

橫陳在一張佈滿卵石的床上。

兩腿叉開,*中燒,遍體流毒。

帶著玩世不恭的蔑視神情,

袒露出它那腐氣熏天的肝腹。

波德萊爾表現的愛情總是有一種骯髒、腐爛和惡臭之味。

英國作家斯溫伯恩也喜歡表現愛情,歌頌愛情,褻瀆愛情,他的表現題材主要集中於人類之愛,但他表現的愛情卻幾乎都不會給人欣悅的感覺。他的作品所表述的愛幾乎全是受虐之愛、*之愛、鞭笞之愛。斯溫伯恩的受虐意識很強,他習慣到一家他能受到鞭笞的妓院裏去接受鞭笞,從而使他緊張的心理得以放鬆。另外,他還是個同性戀者,對於正常的男女*不感興趣。

作家、藝術家筆下表現的愛情最美好,最神聖,往往也最醜惡,最下賤。作家維克多·雨果是永遠不倦的愛情歌手,但他一面歌頌愛情的神聖、崇高、純潔和永恒,一面又不斷用花言巧語和行為來褻瀆愛情。他所喜歡做的事之一,就是把他所鍾愛的女人抬高,高得令人頭暈眼花,然後摔下來。愛的精神性在雨果那兒完全蛻變成了肉體性,他喜歡把人類最高的價值與肉體需要聯繫在一起。他曾説:



哪有真正的婚姻,這就是説哪有愛情,其中交織著理想,合歡床就是黑夜中初露的晨曦……這些快樂是地地道道的快樂,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快樂……愛或者曾經愛過,這就足夠了,以後再也不必奢求什麼。在生命晦暗的褶皺裏,沒有別的珍珠可找……

雨果一面謳歌由愛情締結的婚姻,一面又情不自禁地去想別的女人,一面追逐情婦,一面寬慰妻子。為了和情人會面,他把妻子阿黛爾和孩子們丟在岩石堡,卻又假惺惺地給妻子寫甜蜜的信:“我的阿黛爾,我愛你。我們不久就會重逢的。經常給我寫信,寫長一點。你是我生命的快樂和光榮,吻你的前額和嫵媚的眼睛……”

實際上,在這時,他內心中只有情人朱麗葉。不久,雨果又有了新的主宰和女王萊奧妮·多奈。他在三個女人之間週旋自如,而且還能不停地寫作。接著,雨果又愛上一個又一個女人,把那些有限的情話愛語無休止地重復千百遍。他竟然不為其單調乏味而厭煩,也不為用同樣的話對不同的女人訴説愛意而有褻瀆之感。

畢加索在對愛情上比雨果要誠實得多。對於女人愛就愛,不愛就是不愛,他不會對他不愛的女人説他愛她,也決不會為照顧她的情緒或彼此的面子、自尊心而扯謊,説些言不由衷的話,或寫些偽善的信。

有一天,吉洛和畢加索來到地下室,看守打量了他們一番,然後咧嘴笑了笑。

“有什麼好笑的?”畢加索問他道。

看守説:“你真幸運,我在這裡待了這麼多年,看見許多老顧客每年帶來的都是同一個女人,而且一年比一年衰老。而你每次來,身邊總是另外一個女人,一個比一個年輕。”

畢加索表示,這就是他的生活風格。

畢加索喜歡伴侶的常新,討厭虛假的神聖高尚之愛。他坦白承認,他忍受不了愛情的單調。他説:“愛一時還沒什麼,可時間一長,那一定會很乏味的……”對於基督教宣揚的美德,他一概拒納,並且極力攻擊和褻瀆。在他看來,感情上的高尚行為是不太真實的,感情上的利他主義只是一種不可信的東西。他説:“你愛著某人,卻甘願看著她隨某個小夥子而去,這種事是極不可信的。無論哪一天,我都寧肯看著一個女人死去,而不願意看著她與別人幸福美滿。我寧肯老實真誠地説,我要佔有自己所愛的人,並將不顧一切地不讓她離開。我對這類基督徒的所謂高尚行為毫無興趣。”

他還對上帝進行隨意的解釋,好像上帝就和他一樣,一邊作畫,一邊尋歡作樂:“上帝其實也是藝術家,是他發明瞭長頸鹿、大象和貓。他根本沒有固定的風格,只是一個勁地嘗試著新事物,跟雕刻家一模一樣。他最初模擬自然,然後搞抽象創作,最終卻躺在那兒撫摩模特兒。”

不少作家、藝術家是隨意的,他們幹什麼全憑自己的興致,對於他人的情感全然不顧。本來,熱愛藝術的人對藝術家崇拜是一種美好的感情,但藝術家有時卻無端地去刺痛熱愛他們藝術的人們的感情,去傷害他們無辜的心。一位熱愛麥當娜音樂的女孩從遠道趕來,為了等麥當娜有空閒時給她簽個字,她幾乎等了一天。但當她最後見到麥當娜時,麥當娜卻拒絕滿足她這個小小的要求。她難過得哭了。貝多芬雖沒有麥當娜那麼殘酷,但他對他的崇拜者的真情的褻瀆一點兒也不差。有一位婦女特別喜歡他的音樂,對貝多芬崇拜備至,她曾乞求貝多芬送她一束頭髮,貝多芬卻悄悄地拿來一把山羊鬍子給了她。這種惡作劇實在缺德。而且他這種缺德行為是有意做出來的,找一把山羊鬍子比剪掉一束頭髮要費力許多。

表演藝術家在舞臺上創造的形像是完美的,使用的語言也是優雅的。但根據調查,幕後使用褻瀆性語言最多的恰恰是他們,他們最喜歡説粗話。因為説粗話能給他們帶來一種褻瀆性的*。首先,説粗話表明一種對於正統文化的蔑視;其次,説粗話代表他們的一種任意權利。蒙哥馬利·克拉伕特是位影壇巨星,在影壇上他演的多是英俊高雅的主角,可他在遇到當時僅有17歲的伊麗莎白·泰勒時,他就私下湊到她耳邊悄悄地説:“貝西·梅,你的奶真大,簡直不能相信是真的。”貝西·梅是他自己給伊麗莎白·泰勒起的名字。接著,他又逗她説:“假如我還沒有那麼老的話,我會讓你和我一起私奔的。”



不過,最愛説粗話的恐怕還是伊麗莎白·泰勒。雖然她最早在銀幕上塑造的形像是*形象,可在銀幕之下,她最喜歡講粗話,在這方面她的名氣和她演電影的名氣不相上下。當她剛結識蒙哥馬利·克拉伕特時,她媽媽莎拉一直陪著她。由於作為大明星的她容貌出眾,舉止迷人,莎拉的話越來越多,這使伊麗莎白感到頗為窘迫。於是,她向克拉伕特道歉説:“對不起,媽真是的,她有時候可真操蛋。”

伊麗莎白長得十分迷人,人見人愛,攝影師布蘭·沃勒回憶説:“她是多麼美啊!第一次見到她時總會有一種被猛擊一拳的感覺,她怪就怪在嘴太臟,語言污穢而下流。她説起話來真讓人吃驚,因為你從來不會想到從那麼美妙的櫻唇裏會吐出那麼骯髒的字眼兒。”

佩吉·羅特利奇也回憶道,米高梅公司曾有人找她説:“你得清潔一下她的語言。這麼漂亮的臉蛋兒,竟説出那等的語言。”當時,她和伊麗莎白同住,她説:“我也不明白她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罵人的習慣的——我想她是從斯坦利·唐南,或者從蒙哥馬利·克拉伕特那兒學來的,他們經常罵人。”

那麼,伊麗莎白·泰勒又是怎麼罵人的呢?當她在喬治·斯蒂文斯導演的《巨人》中擔任主角時,擔任男主角的馬龍·白蘭度因車禍斃命,她異常傷心,可為了早日把電影拍完,導演在她情緒尚未過來時要她接著拍戲,她極為憤怒,大罵斯蒂文斯:“你這麻木不仁、沒有人心的雜種,你給我在地獄裏爛掉!”

時隔不久,她所愛的蒙哥馬利·克拉伕特出了車禍,傷勢嚴重,當時她在現場幫助搶救。一群新聞記者聞訊後趕到,對著克拉伕特拍照,伊麗莎白不讓他們拍,還用骯髒的話來罵他們。羅克·赫德森回憶説,她把他們嚇得目瞪口呆而忘了照相。“你們這群狗娘養的!”她説,“假如你們膽敢這樣給他照相,我就踢你們的蛋,不準你們再靠近他。快滾開,你們這些該死的雜種!”

她罵人是很隨意的,不僅在生氣時罵人,平時想罵人時也罵人。甚至在拍攝現場也喜歡滿口髒話。據哈羅德·薩遜説:“有一次,我不得不通過埃迪讓她別在拍攝現場説髒話。英國攝製組對此印象極壞。她總是大呼小叫地嚷著,‘嗨,傻瓜’,‘嗨,*兒’,讓人很不舒服,所以我去找埃迪,讓他告訴她嘴裏要乾淨點兒。這樣做居然奏效了,當然這只能維持一段時間。”

心情好時,伊麗莎白·泰勒有時也罵人。有一次晚宴,埃迪坐那裏,嘴裏抽著羅密歐與朱麗葉牌雪茄,伊麗莎白坐在桌前用餐,她對那個一句英語也聽不懂的義大利侍者發號施令。她甜甜地對他笑著説:“請你把那盤烤牛肉遞給我。”這個侍者聽她開了口,便忙著跑來跑去端他那些銀制的橢圓形大淺盤和大碗,嘴裏還説著:“是,夫人,是,夫人!”這個可憐的侍者只會説這兩個英語詞。隨後,她又笑著對他説:“好吧,渾蟲,現在把那碗青豆給我。”伊麗莎白·泰勒認為自己這樣做很有趣。

在大眾心目中,伊麗莎白·泰勒是純真*式的偶像,人們從來不願意把她與其他不好的形象聯在一起。但是,伊麗莎白並不珍視觀眾對於她的這片美意和真情。她不僅在扮演埃及艷后時拍全身*的裸戲鏡頭,而且還讓她的摯友羅迪·麥克道爾為《花花公子》拍攝她穿著透明睡衣的照片和其他裸露*的照片。《花花公子》雜誌在1963年1月號刊登了這些照片。她的這種做法讓那些熱愛她的觀眾實在感到難過。在美國公眾的印象中,《花花公子》是下流的*雜誌,但伊麗莎白·泰勒竟為這樣的雜誌提供玉照,還將那些洩露無限春意的照片登在這種雜誌上。這實在是對熱愛她的觀眾的一種大不敬,一種情感上的褻瀆和傷害。

作家、藝術家往往認為自己有權決定去幹什麼,他們喜歡的一切都隨個人興致,是否冒犯他人,是否褻瀆神聖,是否傷害到了他人,他們並不很在意,只要他們感到舒服。藝術本來是表達高尚情感的一種神聖的形式,可他們有時卻根本不把它當回事。理查德·伯頓是位極富魅力的演員,也是尋歡作樂、勾引女人的老手,女人總是不由自主地為他神魂顛倒,伯頓常為自己是搞女人的高手的名聲而洋洋自得。他曾經告訴人們這樣一件事來顯示他的魅力:“在《加米洛特》裏,我扮演皇帝。在我身後站著的合唱隊唱的一首歌是這麼開頭的:‘不知皇上今晚幹什麼?’可她們竟然隨意改動,她們不止一次地這樣唱:‘不知皇上今晚和誰睡?’但觀眾似乎從未發現。”這些合唱隊的女人也真夠瘋的,竟把高雅神聖的藝術表演變成了她們與伯頓進行*的一種手段。能這樣做能給她們帶來一種褻瀆的*,一種強烈的快意。



作家、藝術家褻瀆神聖的事物有時是蓄意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有時是意味深長的,有時則是毫無意義的。在對神聖事物的蓄意褻瀆中,他們明顯地企圖表達一種意向,一種對神聖事物的敵意,這種敵意源於他們本人的切身生命體驗:或是為了揭示生命本身的終極非神聖本質,或是為了展現一種自身的勇氣和力量。

作家、藝術家有時也無意識地褻瀆神聖的事物。在這種褻瀆行為中,不存在任何事先籌劃好的意圖。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他們喜歡這樣做,而這本身就是他們的無意識褻瀆行為的充足理由。這仿佛就像是孩子式的嬉鬧,無意表達深刻的思想和內在的意圖,而只是為了高興,為了玩樂,為了痛快。

作家、藝術家之所以喜歡褻瀆神聖,是因為踐踏神聖的行為可以顯示他們的力量所在,顯示他們擁有的無上權利所在。他們敢於褻瀆神聖表明他們與眾不同,表明他們優越于普通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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