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雕塑大師奧古斯特·羅丹認為,生命是無盡的享受,永久的歡樂,強烈的陶醉。人應該在內在真實的光明中行走。羅丹的這種企望也是所有作家、藝術家的共同心聲。 作家、藝術家十分關注人類生活的品質，認為人應該為自身的目的活著。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上，他們把人視為世界存在的中心。合乎人類天性的需要，在他們的心目中遠遠比現實的功利、社會的秩序、法律的準則、道德的訓誡、人倫禮儀的圓滿更為重要。自然的天性和本能的衝動、自由與正義、人的尊嚴與生活選擇的權利歷來為作家、藝術家們所捍衛，內心的呼聲和良知的召喚始終為他們所響應。一切合乎人類天性的，無論是否為社會和道德的禁律禁止，在他們看來都應該大力維護，全力捍衛。而一切殘害人類天性的東西，無論社會和現代文明是否首肯，他們都加以反對，加以譴責，加以摒棄。 不管在哪個時代，無論在哪個國家，作家、藝術家始終致力於維護人類天性的純潔性，反對人的歪曲和異化。一旦社會和人類文明摧殘人，貶低人，歪曲人，物化人，壓抑、扼殺人的天性和本能需要時，作家、藝術家就會強烈地抨擊這種社會，鞭撻非人化的文明。作家、藝術家僅只承認一種道德的力量，即人類的良心和良知的力量。這是他們始終要表現合乎人類天性和本能的需要，但卻常常與社會、道德和文明相對立的主題的根本原因。違禁的情感、三角或多角關係、非婚姻*，反宗教的、反國家主義、反民族主義、反文明、反社會的叛逆行為，都成了他們作品的表現對象，而各種各樣的反叛者都成了他們作品的主角和英雄人物。 作家、藝術家歷來視人的利益為宇宙間最高的利益，他們是徹頭徹尾的人道主義者。他們憎恨暴力和*，熱愛和平，反對戰爭。他們厭惡一切形式的戰爭。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上講，戰爭也許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從人道主義立場上看，一切戰爭都是悲劇性的戰爭，都是災難，都是邪惡和殘酷的行徑，都是人類的恥辱。愛國主義在他們看來只是當權者鼓吹的狹隘民族主義。每次戰爭給人類帶來的都是無數的犧牲、血腥和屠殺、肉體的巨大創傷和精神的巨大創傷：家庭的毀滅、兒子和丈夫的陣亡、母親和妻子的絕望。戰爭生産出無數鰥寡孤獨，造成巨大的破壞和毀滅，毀滅了人的信念、信仰和生命的希望。作家、藝術家對於戰爭十分痛恨，托爾斯泰、畢加索、勃洛克都在作品中表現了戰爭給人帶來的災難。從歷代表現戰爭殘酷的文學作品裏，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強烈的人道主義傾向。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為了譴責戰爭的不義與殘酷，把逃兵作為正面的英雄來歌頌。莫泊桑雖然在個人生活上很不檢點，但他在良知方面一點也不遲鈍。他同樣是人道主義者，憎恨暴力和*，反對戰爭。他曾親身經歷了普法戰爭，對戰爭的殘酷和災難有著切身體驗和深刻的感受。對於侵略者，莫泊桑深為痛恨，他毫不留情地譴責了這些慘無人道的野獸： 進入一個國家，屠殺保衛自己家園的人（只因為他身穿平民服裝，頭上不戴軍帽)，燒燬沒有麵包的可憐人的住房，砸毀或搶走傢具。喝光地窖中找到的酒，姦淫街道上找到的婦女，把數百萬法朗焚為灰燼，在身後留下苦難的瘟疫。 作家、藝術家不僅是人類的良心，而且也是人類理想的守護神，人類未來的代言人。他們的眼光注視的中心是人類的理想和未來，而不是現實的大地。他們關注的是人類的整體利益，而不是當權者的利益。他們啟蒙世人為美好的未來去行動、去思索、去批判有缺陷的現實。因此，他們時常與當權者，與注重現實利益的政治家發生摩擦、矛盾、對立和衝突，為政治家和當權者所不滿甚至痛恨。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政治家憎恨作家，因為他們播下反抗的種子，政治家所夢想的是能阻止人們思想。所以，他總是指責作家攪亂了他的秩序。”
從廣義上講，作家、藝術家與政治家的衝突應該視為理想人與現實人的衝突。作為理想的化身，從古到今，作家、藝術家的所作所為對於政治家來説都是一種損害。因此，作為操持生殺大權的現實中的強者，政治家對於作家、藝術家的*在歷史上從未停息過。阿裏斯托芬、奧維德、但丁、雨果、拜倫、雪萊、托爾斯泰、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阿瑟·密勒、索爾仁尼琴……如果仔細翻閱文學藝術史,可以列出為政治家*的作家、藝術家的一個很長很長的清單來。 儘管作家、藝術家是在為整個人類的未來利益和前途竭盡全力，為建立人類美好的精神家園而嘔心瀝血，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人並不理解他們深邃的指向和行動的意義，反而嘲笑他們是群憂鬱的幻想家，敏感、瘋癲、神經質。 為了生活下去，作家、藝術家唯有進行解救，救助沉淪的世人，才能確立自己的生存之維，顯示自己的存在價值和意義。因此，憂患、濟世、普度眾生成了藝術家存在於世的重要一維。也許他們的努力不會獲得真正的現實意義上的成功，也許他們的追求和渴望永遠要落空，但他們卻在始終不懈地為拯救沉淪的人類而儘自己神聖的職責。“他們宛如酒神的祭司，在神聖之夜走過大地。”也許他們由於蕓蕓眾生難入存在的澄明之境而註定悲哀、絕望，也許他們註定要在入世與出世、希望與失望、虛無與超越、沉浸與忘卻之間徘徊，註定要從理想幻夢到慘澹的現實，從沉醉到清醒，從象牙之塔到十字路口，從自然、愛情、孤獨的城堡回返現實大地的輪迴迴圈之中度過他們的一生，但他們卻從未放棄過自己的理想。 作家、藝術家在現實中所進行的努力永遠不會取得他們所期待的結果。他們從不以現實的態度來對待現實，而總是從理想出發，用對待藝術創造的方式來對待客觀世界，他們不僅以浪漫的方式來面對生活，而且還試圖以浪漫的方式來拯救世界。因此，從現實的客觀實效上看，他們總是徒勞無益。 作家、藝術家是典型的不合時宜的人。他們的不合時宜性既表現在他們的浪漫化的理想生存方式上，更表現在他們的前衛功能上，從本質上講他們是屬於未來的。他們總是用理想來衡量現實，用未來來判斷現實。現實與理想相比永遠是醜惡的，與未來相比永遠是落後的，但作家、藝術家總以理想和未來為標準來要求現實。在談到代表現實秩序和利益的政治家與代表人類的理想與未來的作家、藝術家的不相容性時，在談到政治家不給他們無限度的自由時，畢加索説：“問題在於藝術是起破壞作用的，的確不應該獲得自由，恰如普羅米修斯之火，只能被偷來，並用以反對現存秩序。” 既然作家、藝術家是反對現實，憧憬未來的，他們必然也是反社會的。關於這一點，畢加索有著極其獨到的見解： 柏拉圖為什麼説作家應該被驅逐出共和國？就因為任何一個作家、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是反社會的，並不是他自己要那樣，實在是只能如此，國家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當然得把他們驅逐出去。而他若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麼他就不想被人認可，這乃是他的天性。因為一旦被認可了，這就只能意味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通過的，因而只是一頂破帽子。一切值得一做的事，都沒法得到承認。蕓蕓眾生就是看不到那麼深，那麼遠。説到捍衛文化，人們只能在一個廣泛的普遍意義上捍衛文化，譬如指繼承文化遺産。而自由表現的權利卻是要奪取的，而不是讓人賜予的。它不像某個原則，人們可以確定。而一旦確定下來，就得存在下去。如果有什麼原則的話，那只有一條：即其所以存在，乃是為反對現存的秩序。只有俄國人才那麼天真，以為藝術家會適應社會，那是他們不懂得什麼是藝術家。國家對於真正的藝術家，對那些真知灼見的持有者，能怎麼樣呢？不能想像俄國會出個蘭波，連馬雅可夫斯基也自殺了。有創見的人與國家是完全對立的。這樣，對國家來説，就只有一個辦法——扼殺那些有真知灼見的人。如果社會的觀念是為了支配一個人的思想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必定要毀滅……人只有越過無數障礙之後才得以榮登上藝術家的寶座。
畢加索認為，真正藝術是否有力量的佐證，就在於他能否衝破種種障礙。能夠衝破障礙頑強地存在下來的藝術，才能稱為藝術。 畢加索的這番話雖不乏偏激之詞，但卻有一定道理。的確，作家、藝術家是未來的代言人，他們的生命活動就是不斷地否定現存秩序的活動。作家、藝術家並不看重現實，他們看重的只有理想與未來，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存秩序總在阻礙未來理想的實現，作家、藝術家作為未來理想的設計者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反社會的人。他們總要在現實中做未來的事情，這干擾甚至破壞了現存秩序的正常運作，所以社會的保守力量總要出面譴責他們。 作家、藝術家代表著創造的力量和冒險的力量，社會本身則代表著持存的力量。創造意味著冒險，意味著舊的、現存秩序的破壞以及新秩序和新的形式的出現。持存則意味著保守，意味著舊的、現存秩序的無條件的維持，它強調安寧穩定，反對任何形式的變化。這樣，創造和持存就形成了一種對抗，作家、藝術家與社會也就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社會壓制藝術的無限度發展是因為，就作家、藝術家本身的創造而言，它預示了社會的未來，但對社會來説，他們的創造恰恰是對現存社會的破壞、顛覆，甚至是觀念上的毀滅。這就是為什麼作家、藝術家往往不為他們同時代的社會和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大眾所接受的原因。一方面，社會和大眾在觀念上尚未能達到作家、藝術家所站的高度，但更重要的是，社會的當權者和蕓蕓眾生們生活在現實之中，而作家、藝術家生活在未來，他們的生存不屬於同一時空，作家、藝術家的生存時空是未來。 作家、藝術家代表著一種理想和浪漫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可以在蕓蕓眾生的內心裏掀起巨大的波瀾，從而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固和安定。作家、藝術家始終是在用理想的眼光來看待生活，用理想的願望來要求生活，用理想的方式來表現生活。現實與完美的理想相比，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甚至是醜陋的。所以他們總有理由譴責現實，詛咒現實，有理由要求改變現實，因此，他們往往會用他們的理想詩篇煽起人們要求改變現實的願望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情緒，力圖使維護現存秩序的人處於被動的地位，所以作為浪漫的力量，作家、藝術家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作家、藝術家作為浪漫的力量，總是鼓動蕓蕓眾生按照內心的吁求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社會道德和法則去行動。他們要人忠實于內心的真實和慾望的真誠，而不是外在婚姻形式和社會關係；他們不是鼓勵大眾去維護現存秩序，而是要現實秩序適應于他們的內心要求。像雪萊這樣純潔的精靈竟也要歌頌違禁的愛情，向獻身給上帝的修女訴説心中之愛，並要用愛情詩把侍奉上帝的女人從教堂中引出來，把她從神的身邊拐走，教會當然會譴責他。 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表現了安娜大膽追求自己真正愛情的悲劇。從人忠實于自己的內心感覺、追求幸福和歡樂的意義上講，安娜是無罪的，豈止是無罪的，簡直是值得歌頌的。但從客觀的形式上看，安娜的愛是不合法的，是有罪的，是社會的道德衛士所應詛咒的。因為這種愛情的宣揚很有可能會帶來不良的社會效果。因此，對社會來説，無論多麼有道理，無論男女相愛是如何出於真情實感，無論他們之間的愛是多麼真誠，通姦的形式都是不允許的，社會對此毫無疑問要嚴加禁止，這就是為什麼當《安娜·卡列尼娜》出版時，當時社會的各種當權勢力對托爾斯泰表現出極大的憤怒的原因。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當年遭到起訴的原因之一，就是説它鼓勵和美化通姦。 社會反對作家、藝術家與作家、藝術家反對社會一樣有道理，他們代表了人類文化的兩種力量，持存的力量和發展的力量。社會為了自身的利益，總要維護現存秩序，危害現實秩序的力量自然要遭到反對，受到壓制。社會不希望自身的存在陷於混亂之中。同樣，作家、藝術家為了人類的發展，為了理想和永恒，對阻礙他們去創造、去冒險的社會往往充滿深深的敵意。他們總是通過自己的創造來向社會表示抗議，來鼓勵蕓蕓眾生和他們一起反對社會的不合乎理想的秩序。蕓蕓眾生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安靜地生活不願和他們聯手。因此，作家、藝術家只好單槍匹馬地與社會對抗。在這種對抗中，他們往往是失敗者。但他們卻無所畏懼。他們喜歡這種孤獨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他們顯示出了勇氣和力量。挪威的戲劇大師易卜生就力倡作家、藝術家做這種孤膽鬥士，而且他相信，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獨的人。 作家、藝術家是文化英雄，他們是文化的先驅者，也是文化的殉道者。他們永遠不合時宜，不為他們所生活的時代和社會從根本上悅納。他們在精神上永遠是浪漫的，理想化的，他們永遠不可能從根本的意義上與政治家為伍，也不可能與蕓蕓眾生為伍。他們總是要浪漫地面對世界，浪漫地改造世界。他們生活的世界不是他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而是他們內心中認定的世界。作家、藝術家往往只在名義上屬於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那個社會，而在實際上他們屬於所有時代，屬於整個世界，屬於理想，屬於未來，屬於永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