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蓬皮杜中心劃時代的成就 在《聖經·創世紀》中，創造天地的造物主的英文名稱是“The Architect”。即在普通名詞“建築師”前面加上一個定冠詞就變成了“造物主”。建築（architecture）一詞如果追究其詞源，是由表示“大”或者“第一”的“arch”與表示“技術”或“學問”的“tect”結合在一起的合成詞，直譯過來，建築就是“大技術”或是“第一學問”。 經常會聽到將建築解釋為藝術和技術的結合的言論。乍一聽，建築好像是原本不存的，是藝術的一部分和技術的部分要素結合成産生的。所以每當聽到這樣的言論，我的內心就會非常不愉快。顯然建築是與人類的存在一同産生的，此後隨著生活的進步，才逐漸産生了技術並萌發了藝術。 從根本上，建築與藝術、建築與技術只能相區分開。從藝術的角度看待建築，不只是其外觀美或是醜的問題，而是從創作建築的意志性觀點來看，建築是偉大的藝術。這是因為建築本身就是組織其中人們的生活的事情。技術也如此，不是簡單地製造和砌築建築物的單純功能，而是從支撐我們人類文明的進步角度看待建築的話，建築又是一項高超的技術，是可以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大技術”。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在建築的歷史中，使我們人類的生活變得豐富的大事件都有什麼呢？據我所知，第一個是從材料觀點出發的，那就是羅馬人發明的混凝土。混凝土在今天也還是最必需的主要建築材料。但這種材料早在兩千年前就被羅馬人發明，知道這些的人並不多。 在羅馬時代以前，主要是直接加工石頭或是木材等天然元素作為建築材料，或是將黏土在太陽下曬乾或烤幹後使用，這些不過是對天然原材料的一次性加工而已。而混凝土卻是通過混合兩種以上的天然材料來加工並經過與水的化學反應來獲得適當強度後而産生的“製品”，這與原始形態的材料是根本不同的。 只要有模板和被灌入其中的糨糊狀的混凝土，就可以在任何場所使用這一材料，並不受大小和形式的限定。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這裡材料的意志不再重要，而是建造者的意志顯得更為重要。於是那些想表現作者個性的建築師們推崇這種材料，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比混凝土更為廣泛使用的建築材料。 我想到的第二個大事件就是中世紀哥特式的完成。哥特式具體指什麼？刺向天空的尖塔和優美的拱券、支撐著墻面的桁架、強有力的扶壁和被稱作玫瑰之窗的彩色玻璃透過的絢爛光線等等，這些就是構成哥特形式的要素。能夠達到如此華麗形式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創造桁架結構要素的結構形式的完成。
建築可以説是與重量的鬥爭。為了創造內部空間，砌墻和蓋屋頂就是為了抵抗重力。厚重的屋頂由墻體來支撐，若是在墻壁上鑿洞，就等於減弱了支撐那些荷載的墻壁，是非常值得三思的事情。於是越是在缺乏建築技術的古代，建築的墻壁就越厚，不容易開出窗來，室內也就只能變成黑暗的空間。那時做出高聳而且寬敞的內部空間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但是無窮的探求欲也是人類發展的原動力，這一探求欲最終形成哥特形式。在哥特式建築中得以完成的拱頂只是依靠幾根柱子來支撐，墻壁不再負擔屋頂的重量。同時，這些柱子因為桁架體系可以達到之前難以想像的高度，從重力中獲得解放的墻壁只承擔分隔內外空間的功能。於是自然就産生了巨大的窗戶，光線自由地射向室內，反而變得需要調整明亮的光線。也就是説，建築從重力中獲得了解放，這真是大事件，我將哥特式建築稱作高技派建築的原因也在於此。 此後建築中的技術革新也是從不間斷的，尤其在工業革命以後，大量生産出了鋼和玻璃，隨著電、電話、電梯的大量生産，建100層的高樓也成為可能。由此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透明，我們的城市在垂直方向上層疊在一起，呈現出更為動感的風景。 但是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件超越了這一切，開闢了現代建築新技術的時代。這就是蓬皮杜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的出現。 1977年，這個建築在古意盎然的巴黎市中心落成之時，不，早在1971年，當建築方案在國際競賽中獲選並向世界展示的時候，這個建築就同時受到了熱烈的支援和激烈的非難，瞬間成為熱極一時的爭論對象。 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世界大戰的慘狀之上歐洲獲得了經濟復興的信心，並重建了被破壞的城市。各國為了弘揚國家的繁榮，開始著眼于文化，並開始互相競爭著建設文化設施。早在50年代，倫敦南岸已經有了皇家節慶音樂廳等綜合性文化地帶，而在60年代，曾經是敵國的德國柏林也正在建設漢斯·沙龍和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設計的寶石般的音樂廳和美術館。 有著文化最先進國自尊心的法國人，毫無疑問想擁有超越其他競爭國的文化設施，於是這一建築的出臺就引起很大的關注。可在所有法國人的矚目中終於出現的這個建築，並非是他們想要的建築。如果沒有經歷過1889年艾菲爾鐵塔建立時進步主義者和保守派之間的激烈論爭，這個建築恐怕難以矗立在巴黎的中心。 超越想像的建築，是的，這個建築打破了我們一直以來對建築的約定和信任，是“反建築”。 首先是那些原本應該在建築內部的各種設備管線（duct：在建築物當中為了讓氣體和液體流通而設計的通道或是構造物）直接裸露在外面。當然柱子也都在外面，甚至連自動扶梯都裸露在外面。如果比喻成人體，那就是所有的內臟都露在外面。先組織建築內部，最後需要有一個外觀來包容這一切，這種數千年不變的古典建築觀念，在這裡蕩然無存。 不僅如此，儘管由於成本等其他原因沒能實現，最初的方案卻是不固定樓層之間的樓板，並可以上下移動，改變層高，取消層的概念。這真的是建築嗎？ 這個建築是作為圖書館、展覽館和劇場的綜合性文化設施，在設計競賽時，提出的要求是“靈活性”（flexibility），即可變性。當時38歲的英國人理查德·羅傑斯（Richard Rogers）和34歲的義大利人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只是在倫敦改造過小住宅的無名建築師。這兩位年輕人開始關注主辦方要求的“靈活性”。
他們將170米長、48米寬的長方形平面作為標準型，選擇了一個大膽的結構，一邊佈置了13根鋼柱用於支撐整體建築，內部則取消所有柱子。為了完全清空內部空間，用於調節室內環境的設備都被擱置在外部，連通道都放在了外部，完美地實現了主辦方所提的可變性建築的要求。這個解決方案需要高度精密的技術支援，一個叫做奧韋·阿魯普（Ove Arup）的傑出工程師作為團隊的一員參與進來，解決了所有的技術問題。 來自49個國家的681個參賽方案，均熱衷於象徵巴黎的傳統和文化設施的教科書般的外觀和其組合，只有他們在嚮往完全不同世界的建築。 如今已成為世界級巨匠的理查德·羅傑斯和倫佐·皮亞諾，在世界各地創造著引起人們話題的建築，而在當時，在接到設計競賽獲選通知的時候，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由此可知，也許他們認為自己的方案是實驗性的。這次設計競賽的評委有菲利浦·約翰遜（Philip Johnson）、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讓·普魯韋（Jean Prouv ）等具有當時最高聲譽的建築大師，他們的審查意見是：“這個建築是將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潤澤的傑作。”當然，以此建築為契機，現代建築步入了“高科技”的時代。 結構方式是新穎的，設備是最尖端的，外觀也是奇特的。但並不是因此而被稱作高技，而是因為它顛覆了我們長久以來的建築觀念，使我們重新思索我們的信念，同時提示了我們時代的新的生活方式。 這不愧是一個新的建築。雖然大家都這麼評價，但是我認為此建築所取得的光輝成就不在於這個建築的結構本身。 這個建築將基地的西半部空出，做了傾斜的廣場，同時也沒有確定具體的用途，也就是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創造了一個城市中的“空”（Urban Void）。無法預知在這裡將發生什麼，因此關於其價值也做不出任何評價。但是這個傾斜的廣場成為那些無法在內部展覽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展示區，也成為了那些不能在內部劇場演出的街頭藝人大肆宣泄的場所，這裡也是巴黎市民與異邦人融洽地進行交流的場所。在坡地裏側升起的建築立面成為這一場所的舞臺背景，併為登上這背景的人群形成了一道風景，使沉浸在傳統中的巴黎風景，印證了新時代、新文化和新生活。 充滿野心的年輕建築師羅傑斯和皮亞諾如果忽視這一場所的重要性，恐怕不可能如此大膽地做出城市的“空”。據説在所有的方案中，這是唯一留出廣場的方案。建築史家雷納·苯瑟將這個建築稱作“70年代創造的唯一的大眾紀念碑”，以強調這個建築表現的時代性象徵。 他所説的紀念碑是存在於建築中嗎？不，此建築創造的紀念碑存在於傾斜的廣場和支援廣場的後墻。換句話説，就是存在於他們創造的“場所”之中。我深信不疑。 這個建築在現代建築留下的重要話題是高科技。但我們要關注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其中蘊含的精神。高科技本身並不是建築，只是單純的技術，只有創造高科技的精神才是建築，才是“大技術”，就是誹謗長久以來頑固地存在於我們建築中的慣習的“大技術”。 這個大技術就是在我們的生活陷入手法主義而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在我們的生活一不留心就會陷入退步的時候，克服這一切並使我們從根本上重新審視生存意義的“反建築”。
倫佐·皮亞諾 （1937— ） 皮亞諾在佛羅倫薩和米蘭學習建築之後，于1965—1968年曾在米蘭科技大學教書，其間在父親經營的施工公司做了合成材料表皮等新材料和做法的實驗。在倫敦AA建築學校（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教書期間認識了理查德·羅傑斯，結成了夥伴，在蓬皮杜國立藝術文化中心的世界設計競賽中中標。皮亞諾1973年在諾弗德拉特（Novedrate）設計的B&B義大利總部在構造體中懸有內部空間，各種色彩的管道直接露出在外部，被人評價為蓬皮杜中心的前身。1977年與羅傑斯分開後，與工程師彼得·賴斯（Peter Rice）一同工作，于1981年成立了倫佐·皮亞諾工作室（Renzo Piano Building Workshop）。在熱那亞、巴黎、大阪設立分部，進行建築活動。設計了得克薩斯梅尼爾收藏美術館（Menil Collection Museum，1981—1986）、巴黎蓬皮杜中心聲學/音樂研究和協作學院（IRCAM）擴建（1988—1989），最近有大阪關西機場（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rminal，1988—1994）、柏林波茨坦廣場再開發（Potsdamerplatz Reconstruction，1992—2000）等作品。 理查德·羅傑斯（1933— ） 羅傑斯在倫敦AA建築學校和耶魯大學學習建築，于1963年與夫人蘇（Su）、諾曼和溫迪·福斯特（Norman and Wendy Forster）一起成立了Team4，留下了位於斯溫登（Swindon）的勒萊恩斯控制工廠（Reliance Control Factory，1967）等作品。1969年以後在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進行了多種教學活動，此時遇到了皮亞諾並一同開始設計了一些實驗性作品，但並沒有實現。為了獲得可變性空間，構造體和設備裸露在外部，這個蓬皮杜國立藝術文化中心的革新設計，1971年在世界競賽中中標，並與皮亞諾一同在巴黎開設了工作室。他反抗古典設計，追求適用最新技術和美學的建築，但又主張技術並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解決社會、環境等問題的手段。與皮亞諾的合作關係破裂後，他將事務所移到倫敦，設計了勞埃德大廈（Lloyds Building，1979—1986）等一系列高科技派建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