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奧托·凡·斯普雷克爾森的新凱旋門 我認為將建築視為技術行業的一種，是出於對建築的無知；而把建築強行納入藝術行列的態度，我也無法忍受。雖然建築有著技術和藝術的屬性，但是只憑這樣的立場是很難接近建築的本質的，而只是片斷的接近。建築的問題唯有從生活本身的問題著手，尋找理解的方式。因此沒有接近生活實體的建築，只能從正統建築中排除。 外觀上美麗而且特別的建築有可能成為有名的建築，但是這樣的房子很難成為容納健康生活的好建築。討論建築的時候容易將建築的形態、材料和色彩等視覺感受作為議論的中心話題，但這並不是正確看待建築的方式。與雕塑不同，作為建築形態的墻體只是用於限定裏外空間。如果建築是容納生活的容器，那麼營造生活的空間的大小和意義，以及其組織方式才是最為珍貴的。 所以當建築是關於生活的、和作為其生活組織——社會的思考結果來兌現的時候，才有存在的意義，也才能獲得本質性。建築的詞源是“Architecture（Arch＋tect）”〔第一學問（元學）〕的理由也在於此。 明確表達這一事實的建築之一，那就是在巴黎的新凱旋門（La Grande Arche）。看到這一中間開有大洞的立方體建築的瞬間，那些主要關心建築中多餘的形態和色彩的人，只會感到茫然失措。在這裡沒有形態，沒有色彩，沒有模樣，也沒有材料，這裡只有空間。 這個建築是密特朗總統試圖通過建立大規模的公共建築來創造法蘭西新文化理念的工程之一，直到1989年竣工，經歷了坎坷的歷程。這個總建築面積達15萬平方米的巨型工程，以國際交流會館的名稱，于1982年開始了國際設計競賽。在來自40多個國家的424個應徵方案中，當時在國際建築界還是無名之輩的丹麥建築師約翰·奧托·凡·斯普雷克爾森（Johan Otto von Spreckelsen）打敗那些名聲顯赫的建築師，最終獲勝。 這個項目位於世界上最沉重的文化中心之軸的延長線上，與穿過巴黎的盧浮宮、協和廣場、香榭麗舍大街和凱旋門的軸線對接相連的新開發地區拉德芳斯（La D fense）的盡端。 相對於建築設計，這個思想深刻的建築師的建築理論更廣為人所知。在象徵巴黎歷史和文化的軸線盡端，他沒有樹立一堵封閉的墻，而是創造了一個空的空間，將墻體放在了周邊，展現出重新延續這個象徵性軸線的智慧。
相對清空而言更希望填充，相對延續而言更希望切斷，相對使用而言更希望擁有，有著這種價值觀的西方人通常的意識結構在這個建築裏徹底被排除，它所散發的寓意是令人驚訝的。尤其在這個充滿著由專制的絕對王權和革命孕育的英雄主義歷史痕跡的城市中心軸線上，經過了19世紀無産階級創造的優雅的香榭麗舍大街，最終到達的是拉德芳斯的資本主義的勝利。歷史城市巴黎似乎看到了其發展的終極，但是通過實現“通往世界之窗”這一由建築師提出的建築理念，巴黎重新獲得了生命力，並站在了新的地平線之上。 拉德芳斯是為了解決由於歷史積澱而被抑制的、巴黎城市開發過程中的爆髮式需求而被開發的新區。但是這裡被沒有區別的雜亂無章的建築所充斥，表現出資本主義醜陋的面貌，其開發的功過得失成為了爭論的對象。在徹底分開步行者和車輛的這個新城市中，可以看出沒有行人的行車空間是多麼的非人性化，教導人們當藝術的自由被放縱的時候，人類的尊嚴將受到何等的蔑視。 但就在這片放縱的新城市中聳立的這個建築，用其單純的形態和最具有價值的時代精神，譴責著周邊日益腐敗的現代建築。高110米、寬106米的新凱旋門中央的巨大開口（高90米、寬70米），可以放入巴黎聖母院和香榭麗舍大街，被白色的卡拉拉大理石覆蓋的墻面，表現出極致的單純之美。在廣場中間有個被稱作“雲”的膜結構屋頂，舒解著這一容易變得僵硬的景觀，吸引著人流。因為技術的原因，與中軸線略有偏轉的這個建築展現的，對歷史、時代和環境的堂堂的面貌，建築師用“對未來的展望”這一充滿希望的詞彙將其象徵化。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位對時代精神有著透徹理解的建築師未能看到建築的完成，于1987年去世。
我依然記得目睹這一建築的瞬間不斷産生的疑問：疏朗與留白曾是我們的城市所稟賦的美，為什麼現在卻只見於異國他鄉？盲從西方的物質至上説教，沉醉於虛幻的經濟增長，結果是雜亂無章地往城市中塞建築，看不出哪天才會罷手。城市還會有“對未來的展望”嗎？一個擠滿了形形色色圍墻的城市，會是宜人的嗎？ 那些為未來留出空間的建築才真正體現了建築的本質。看到它們，我們應得到此時此刻如何著手的教訓。 約翰·奧托·凡·斯普雷克爾森（1929—1987） 作為哥本哈根出生的丹麥建築師，曾擔任皇家布雜研究院建築學科主任等職務，相對於設計，在教育界的活動更為廣泛。在設計赫爾遜住宅（Hoersholm House，1958）、教堂建築等小規模作品時，于1983年參加拉德芳斯新凱旋門國際競賽並獲勝，獲得了國際聲譽。位於從巴黎延伸出的軸線之上的這個立方體建築，通過清空中間的革新方案，提示了通往未來的方向。但是斯普雷克爾森並未能看到建築的完成，于1987年去世。之後新凱旋門項目由保羅·安德魯（Paul Andreu）繼任，在1990年完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