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官學，教學內容包括“六藝”：禮、樂、射、禦、書、數。書，指識字，理應包括書寫。 出土的周、商甲骨刻辭反映了當時書寫的水準，整齊、熟練，也能見出書寫者個人風格的差異，考古學家們即由此劃分出若干不同的時期。占卜的工作有分工，其中主持占卜儀式、準備甲骨、鑽灼、驗燒灼之紋理、記錄占卜結果等，各有分工，但其職務高低和名稱不詳。 一直到秦朝，都沒有關於書寫者職務的記載。大體上他們都是地位低微的人物，因此後世才會把編制小篆的工作以及秦代石刻的書寫都歸於李斯、趙高等高官顯宦的名下。 漢代初期，《尉律》規定：“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之。”書寫能力成為取得掌管文書之類職位的一個條件。 書寫優秀的學童還可以由縣、郡一級級推薦至中央，逐級選拔，並獲得有關書寫職務的任命和升遷。此外，提拔下級官吏，“能書”也是薦舉的條件之一。 漢靈帝于光和元年（178年）設立鴻都門學，由各州郡舉薦有文學藝術才能的人為諸生，這些人後來有的出為刺史、太守，有的任命為尚書、侍中，甚至封侯賜爵。其中便包括師宜官、梁鵠等擅長書法者。鴻都門學的設立，是後世設立有關書法、繪畫方面職官的濫觴。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有因“工書”而被帝王信用、被授予官職的記載，有的朝代設立有“書博士”、“太子侍書”等職位。 東晉，書法被社會所重視，成為表明個人或家族文化水準的標誌。世家多有自己的書法傳承，政界重要人物中亦多有擅長書法的名家。這是書法地位急遽上升的時期。它與書法技巧的高度成熟、書法觀念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 唐代，《新唐書·選舉志（下）》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 國子監設書學博士2人、助教1人。 武后時在宮內設內教博士18人，其中書法4人。 宋代，國子監設置“書學”，有專任教員（博士），學生學習“篆、隸、草三體”。學生通過考試所獲得的前程，與其他太學生相似，但職位比算學低一等。 很多朝代都有“侍書”類職務的記載，如唐代有“翰林侍書學士”，宋王著任“翰林侍書”。但“侍書”不一定與藝術有關，也不一定是官職名稱。 歷史上不乏因為書法好而得到接近帝王的機會，並獲得寵信或高位者，如清代的高士奇，但這大多與帝王個人的愛好有關，並非常規。 總之，古代從書法獲得“出身”是有可能的，但職位很低，較高的職位數量極少，對於有抱負的年輕人，書法並不是謀求仕進的理想途徑。 此外，宮廷對書法的關注、考試中對書法的特殊要求，都影響到人們的書寫（圖5-2）。  5-2 清 嘉慶內府抄本全唐文 以上敘述了“書家”名稱的確立和書法與仕途的關係，這是與書法家社會形象的確立有關的兩條線索。 此外，書家精神世界的塑造——包括社會的要求與書家自己的要求——是構成書家形象的一條重要線索，例如對修養的關注、強調人品在書法中的表現等。 這條線索與書法中關於人的表現內涵的變化是重合的，就是説，隨著人們對書法表現人的精神世界可能性的認識和要求的變化，書家的形象也一步步變得清晰起來。 古代書法理論中所説到的“情”、“神”、“韻”、“意”、“志”、“氣”等，都可以兼指作品和人的屬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