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文化與官式建築的互動——以山東運河為例

大運河是我國人工開鑿的一條長河，呈南北走向。千百年來，大運河流經的區域形成了一條獨具特色的運河文化帶，積聚了大量的、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産，具有文化線路的典型特徵。作為物質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運河沿岸傳統建築遺存被深深烙下運河的痕跡，加之大運河所經地區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各不相同，各河段都有顯明特點。這些運河建築清晰記錄了隋唐以來千年的歷史文明特點和地域文化多樣性，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元初，大運河經過截彎取直後開始流經山東，歷史上將這部分河段稱為山東運河。山東段運河的貫通，極大促進了該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催生出各種不同類型的與運河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傳統官式建築：有供行運治運機構運轉的衙署建築；有展現運河商業文化的會館建築；還有承載傳播思想、培養人才功能的書院建築，等等。這些官式建築具有明顯的地理區域性和文化區域性特徵，它們的形成是運河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需求，同時也成為揭示運河文化內涵的重要物質載體。

衙署建築

元明清三代均把包括治運最高行政機構在內的大量運河衙署，設在大運河的中段——“水脊”所在地濟寧，這對大運河的管理修治非常有利。清代僅總督河道衙門在濟寧設置的從屬機構就有運河道署、運河同知廳、管河通判署和泉河通判署等；河標中軍副將署在濟寧下屬的軍事機構有運河兵備道署、運河標營署、運河營守備署、衛署等；此外，還有朝廷派駐的撫按察院、巡漕使院、按察司行臺、布政司行臺、治水行臺等機構。

運河衙署建築尊崇封建社會的禮制制度，在空間格局上特別重視主次關係，強調軸線的嚴格對稱，使其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從具體建築形制來看，衙署一般都坐北朝南，在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上依次佈置主要建築，如照壁、大門、儀門和主體建築大堂、二堂、三堂，其他附屬建築設在中軸線左右的副軸線上，基本保持對稱格局。

和一般衙署不同，運河衙署的堂額牌匾更多體現了運河特色，反映出運河衙署建築的文化內涵。總督河院署大門外的東西二坊所題“砥柱中原”“轉漕上國”，豪情滿懷地對大運河國家命脈的作用進行了強調，同時宣示其職能之重以及為官要盡職愛國的氣節和情操。兵備道署大堂之上的“布澤安流”牌匾為康熙皇帝御書，是為表彰治河名臣張伯行，作為對他治河成績的獎勵。

另外，相似內容的匾額還有運河同知廳的“符分望國”“餉轉神京”；泉河通判署的“功分轉運”“任重虞衡”；濟寧分司的“轉漕要會”“節宣國脈”“飛挽京儲”“國賦通津”“都水行臺”“砥柱中流”等等。在等級、規模、建築做法已經成為定制的衙署建築中，這些牌匾和堂額傳達了多重資訊，凸顯了運河衙署建築的意向和氛圍。

會館建築

大運河南北貫通，極大地促進了山東運河區域的經濟繁榮和商業發展，使這一區域成為四方客旅、各路商幫競相逐利的地方，商人們或挾鉅資奔走南北，或行舟載貨走集各地。運河商人會館就是為他們提供貿易、休閒、娛樂、聯絡鄉情等活動的場所。運河會館建築産生於明永樂年間，發展于嘉萬時期，而盛行于清康乾之際，是明清時期運河區域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産物，它們的選址、建築形制和裝飾藝術都十分考究，極具特色。

位於山東聊城古運河西岸的山陜會館，是清中後期山西、陜西商人駐足、議事、貯貨、祀神、娛樂、舉善的場所，也是山東運河區域唯一保存完好的商業會館。會館南北寬43米，東西進深77米，有三進院落，主要由山門、戲樓、南北夾樓、鐘鼓樓、南北看樓、南北碑亭、大殿、南北配殿、春秋閣等建築組成。從山門到春秋閣三個院落逐漸增高，錯落有致，各單體建築相互連接，造型精美。

會館大殿內供奉的是關羽，這與運河商業文化所強調“信”和“義”的思想相契合，即以信取利，先義後利。這種思想必須轉化為現實中的膜拜偶像，才能起到積極作用，關公的“誠信守義”的美德迎合了這種情況。因此，在山東運河區域的很多商業會館也都供奉關帝，以標榜商賈們“重信義、輕錢財”的經營理念。

對於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商賈們也極力進行宣揚。古人云：“商人重利輕別離”，這是職業需要造成的。但商人也有常人的情感，他們常年在外地經商，對親人的思念和不能孝養親老的愧憾，經常糾結於心。聊城山陜會館大殿的額枋木雕，節選了中國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作為雕刻內容，是儒家孝悌觀念的形象體現。

但是，當時商人們的市儈習氣畢竟是根深蒂固的，在會館建築的雕刻、額匾、楹聯的裝飾中，可以明顯感覺到這一點。例如，聊城山陜會館一些楹聯上對商品經濟的歌頌與描寫，以及對傳統價值觀念的公開否定，就是世俗商業氣息的具體反映。

書院建築

大運河的南北貫通給沉寂已久的魯西平原帶來了生機，特別是明清兩代，這一區域的經濟文化得到迅速恢復，運河兩岸書院遍佈，文風馥鬱。作為文人階層物化的精神空間，運河區域的書院建築反映了中國文人的傳統建築觀念和審美情趣，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

洙泗書院原名先聖講堂，元時易名為洙泗書院，位於曲阜城東北4公里處。相傳孔子週游列國自衛返魯後，在此聚徒講學，整理編輯古代典籍。曹魏時，“諸弟子房舍並井甕猶存”，至金時成為獨立的院落，元初已毀塌殆盡，成為一片廢墟。山東運河開通後，孔子第55代孫、曲阜縣尹孔克欽出資對講壇舊址實施重建，因其“泗水經其北，洙水帶其南”，故改稱洙泗書院。元代重建後的書院有門、堂、殿、廡等建築，並設山長一名。明初時，由於戰亂書院損毀嚴重，後於嘉靖三年（1524）重修大門並維修書院。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相繼修葺，“廟制大成殿五間祀先聖，四配十二哲，東西廡各三間，前為講堂，又前為書院門三間，四週繚以垣，有石碑曰洙泗書院”。

書院建築坐北朝南，南北長136米，東西寬99米，前有神道，大門前設有牌坊。建築群分為東西中三部分，東區有更衣廳，西區前有禮器庫，後有神庖、神廚等皆已傾廢，僅存兩廡；中區前後兩進庭院，大門後即為講堂三間，單檐灰瓦懸山頂，五檁抬梁式構架，明間前後石礎為元代遺存，講堂後為大成殿五間，七檁前後廊式木架結構。另外，書院還存有大量元明清各代碑刻。

古代書院建築往往建在山川秀麗的名勝之地。明清時期，山東運河流經區域並沒有名山大川，但書院建築的選址也體現了儒家天人合一、比德自然的環境觀。“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儒家以山水自然來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質。山水本無情，但在儒家思想裏，山水映照人的智和仁，充滿寓意和哲理。

洙泗書院位於洙水、泗水之間，故取其名，以此表達對自然環境的追求。明代以後，泗河成為運河重要的補給水源，也使書院和運河産生了內在聯繫。書院內檜柏蒼翠，綠樹碧瓦，清幽安靜，能使人修身養性，“取天地之美以養身”，以達到人與環境協調統一的境界。無論是教學活動還是祭祀活動，優美的自然環境都以強烈的感染力，對生徒起到潛移默化的心理教育作用，促使其修身養性、感悟人生，實現人格的自我超越。

綜上所述，山東運河沿線傳統官式建築的形成和發展與山東運河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山東運河的開通與治理直接催生了不同等級的運河衙署建築，它們的佈局和形制反映出封建禮制的特質；會館建築以固有建築形制，成為明清時期運河商業文化的載體和見證；書院建築大量集中出現于山東運河暢通之時，使該區域成為傳播思想、培養人才的重要之地。可以看出，這些建築類型的形成和發展都有其固有和特定的社會、經濟和使用功能的需求，同時也傳承了運河文化的基因，反映了傳統官式建築和運河文化的長期互動。

（本文係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線性傳統建築文化遺産（京杭大運河山東段）整體性研究”（14CWYJ3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建築大學建築城規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