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先生誕辰１２０週年之際，我們紀念魯迅，目的主要是為了學習和繼承魯迅精神。對此，應該是沒有異議的，特別是今天，在我們迫切需要打造我們民族剛毅自信理性精神的時候。但令人遺憾的是，透過許多表面熱鬧的紀念活動，我卻感到，魯迅正越來越被學術化、商業化，我們已偏離魯迅精神越來越遠了。

     關於魯迅的商業化，不久前筆者在《勸君莫飲“魯迅酒”》（《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１、８、２９）小文中已做了批評，並提出了對策。只要有良知的學者身體力行，自己不糟蹋魯迅，也不給糟蹋魯迅的人以支援，市場法則本身就會將這股風剎住：演的所謂“魯迅戲”沒人看，那就只能草草收場；釀的所謂“魯迅酒”沒人喝，那就只能換個牌子，如此等等，簡單得很。但如何使魯迅精神從學術圍城中突顯出來，卻是個複雜問題。我絕不是籠統地反對魯迅研究的學術化。魯迅是中華民族一筆巨大的精神與文化財富，魯迅又是豐富的，立體的。對魯迅的專業化研究，是繼承這筆財富的重要途徑。其中，對作為學者的魯迅，理當進行學術研究；對作為作家的魯迅，理當進行文學研究。但是，魯迅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更在他的精神、思想和人格，而這些卻是一個人文學者乃至整個民族的價值體認與品格修養課題。當我們將魯迅的精神、思想和人格也統統變成學術、學問和知識體系時，魯迅的精神價值便被作為過去時的存在而消解在文本中。這樣，儘管我們擁有豐富的魯研成果，卻依然掩飾不住當代中國學界靈魂的空虛和精神的蒼白；儘管我們將魯迅的社會文化地位不斷抬高，但當代許多學人所真正頂禮膜拜的卻是西方各路大師時髦的“新學”“後學”，真正屬於我們民族的魯迅的思想與精神，卻被人們淡忘了。

     誠然，學習西方也是魯迅精神所在。魯迅曾將引進西方先進思想的行為視為“盜火”，或曰“拿來主義”。“盜火”的目的自然是用來燭亮民族精神，指引民族的振興與進步，而不是讓我們的思想徘徊步入歧途；“拿來主義”則更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有辨別，不自私”，獲取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追趕洋時髦。眼下的問題是，學界所一撥撥引進的西方當代思想家的思想、哲學家的哲學中，有許多東西是與提升民族精神無關，與推動中國進步無益的。相比之下，反倒是魯迅先生的思想更為先進與週全。令人遺憾的是，或由於缺少辨別的眼光，或基於某種夾帶私貨的動機，一些著名學者或作家竟顛倒是非、混淆玉石，以這類時髦理論貶抑魯迅為時髦，令人可悲復可嘆！

     魯迅自不是輕易可貶倒的。也不必誇大這二三時髦學者或一些時髦理論的影響。但這些為趨時崇洋而棄魯迅如蔽履的事實本身説明，一些學人，離魯迅先生期望的健全精神與人格，依然相去甚遠。而青年知識界新近所暴露出的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又從另一面證實了這一點。本文不擬就此全面展開討論，只想由民族主義破題，從一個側面，將魯迅的民族主義思想與後殖民學者賽義德的理論做些比較，以闡明並支援我的關於重視魯迅精神當代性的觀點。

    魯迅的愛國主義和“罵國主義”

     對於近代的東方民族來説，如何對待或張揚民族主義，始終是一個極重要又極難處理的的課題。不喚醒民族主義，落後的民族便無法擺脫殖民桎梏，獨立自強。但民族主義又是一種帶有濃烈情感、滲透著群體無意識的社會意識，本身便帶有非理性特徵，愛屋及烏，恨屋亦及烏。民族主義一旦高揚起來，難免趨向狹隘，因循守舊、盲目排外、殘芳自賞。而對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否定，則又極易滑向民族虛無主義：數典忘祖、盲目崇外、唯洋是尊。但要對民族主義做理性控制，使其避免趨向狹隘，又談何容易！特別是對愛面子講虛榮的東方民族來説，更是如此。曾有一個很有影響的觀點，即“救亡壓倒啟蒙”。作為一個描述性論斷，它所揭露的正是近代國人在對待西方霸權政治與先進文化時所出現的失衡現象。拿毛澤東的比喻來説就是，當“學生”面對打自己的“老師”時，是難以向“老師”學習先進知識的。但當有學者將這一結論視為規律，認為“救亡”與“啟蒙”是現代中國之“悖論”時，卻大謬了。“救亡”與“啟蒙”雖有矛盾，卻絕不是不能克服的。在魯迅先生那裏，便不存在這種矛盾。

     今天，儘管中國的國力已空前強盛、西方的政治也在進步、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建立，但西方霸權依然存在，中華民族仍相對落後，圍繞民族主義的衝突依舊存在，有時甚至會激烈地突顯出來。正是由於感受到今天這一衝突之激烈，我才更深深地感佩魯迅，感佩魯迅能在他那個黑暗時代裏，在民族危亡之際，能一面捍衛民族尊嚴，揭露抨擊帝國主義的侵華陰謀及“假洋鬼子”的洋奴嘴臉，一面堅持啟智“立人”，不懈地借助西方先進思想推動個性解放與民族進步。在這方面，魯迅雖有偏激言論（如“不讀古書”之類），卻沒有片面思想。如此，才使魯迅往往被各對立派系皆視為異己，腹背受敵、左右挨批。但魯迅堅持其理性價值立場終生不悔，為民族進取現代文明死而後已。我堅信，魯迅先生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因為他持有什麼高深時髦理論，而是由於他能將現代科學精神、人道立場以及對我們民族刻骨認知與熾愛情感融為一體，自省自察自知，構成其近似本能的理性分析和價值判斷力，也形成其韌性奮進的精神和毫不妥協的文風。

     一位魯學家朋友曾告我，魯迅的愛國主義，是以“罵國主義”

     表現出來的。我聽後甚以為然。其實，魯迅何止罵國，而且罵暴君、罵愚民，更罵製造暴君、吃掉愚民的國粹文化、阿Ｑ主義。魯迅冷風熱嘲，幾乎是罵倒一片。但魯迅的“罵”，卻不同於當代某些學者，為獲盛名而毫無立場的亂罵。魯迅是因對我們民族愛之深，才罵之狠，且放言無忌的。要知道，當時他已有關於“球藉”的憂患意識了：“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而中國人要“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大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爭的地位”。《熱風．三十六》

     正因如此，魯迅的民族主義不同於當代某些著名學者，動輒又要“送出”儒家老祖來拯救西方文明，而是搬用西方現代文明來改造咱們的國民性。為此，他不僅接受西方的先進思想、觀念、知識，也倡導學習西方人的文明素質與道德品格；同時，又毫不留情地揭露長在我們民族頭上或身上的“癩瘡疤”或“無名紅腫”；甚至還真誠地歡迎來自西方“殖民者”的批判。其典型例子，就是魯迅對美國傳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的《中國人的素質》態度。在這本描述１９世紀末國人生活習俗性格特徵的書中，對國民劣根性多有暴露。所謂國人愛“面子”，就是該書“發現”並傳遍世界的。魯迅先生很重視這部書，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５日，在他逝世前１４天，還這樣説道：“我至今還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説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功夫，卻不求得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中國人的素質》學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２９７頁。）這也是魯迅終生所期望打造的國民精神：自省自知自勵自強。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半個多世紀後，這部書剛翻譯出版，便遭到了中國的後殖民學者的激烈抨擊，並殃及到魯迅。從這近乎悲劇性的逆變中，我們不難看出，魯迅在中國文化中幾乎是另類形象。擴展開去，恐怕在近代東方文化中，他也是另類存在。我們只需將魯迅民族主義思想與後殖民學者賽義德的《東方學》加以比照，便可看得十分清楚。

    《文藝報》2001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