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父親去世已經一個甲子了，這件隱藏在上輩人心中的疑惑，總是在我心頭閃閃爍爍不時顯現。
不幸終於來臨了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們的日子是在憂喜交錯之中度過的。父親的健康狀況起伏很大，體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裏的氣氛總與父親的健康息息相關。
遵照母親的囑咐，每天我從三樓下來總是躡手躡腳，不敢大聲説話。父親的房門一般不關，我悄悄鑽進臥室，側耳傾聽他的鼻息聲。父親睡在床外側，床頭凳子上有一個瓷杯，水中浸著他的假牙。瓷杯旁邊放著香煙、火柴和煙缸，還有象牙煙嘴。我自知對他的健康幫不了什麼，但總想盡點微力，讓他一展容顏，也算是一點安慰。於是輕輕地從煙盒裏抽出一支香煙，細心地插進被熏得又焦又黃的煙嘴裏面，放到他醒來以後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後悄然離去。這些動作十分輕捷，沒有一點聲響。也不敢像過去那樣每當出門，總要大聲説一聲“爸爸晏歇會！”中午吃飯的時候，總盼望父親對自己安裝香煙的“功勞”誇獎一句。不料，父親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迴曲折地詢問一句：“今朝煙嘴裏有啥末事？”父親聽後，微微一笑，便説：“小乖姑，香煙是你裝的吧。”聽到這句話，我覺得比什麼獎賞都貴重，心裏樂滋滋的，飯也吃得更香了，父親和母親也都相視一笑，借此全家人暫離愁城。
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從沉睡中醒來，許媽眼睛發紅，但卻強抑著淚水，遲緩地對我説：“爸爸沒了，儂現在勿要下樓去。”我意識到，這不幸的一天，終於降臨了。
一個長埋於心底的謎
關於父親的死，歷來的回憶文章多有涉及，説法小異大同，幾乎已成定論。但在我母親許廣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那時北京雖已解放，新中國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親要“查究”此事。
建人叔叔是這樣對我説的，父親臨死前，確實肺病極重，美國友人史沫特萊特請一位美國肺科專家鄧醫生來會診。孫夫人宋慶齡也在這裡起了幫助作用。鄧醫生檢查之後對我們説：病人的肋膜裏邊積水，要馬上抽掉，熱度就會退下來，胃口隨之就會開，東西能吃得下去，身體的抵抗力就會增加。如果現在就開始治療、休養，至少可活十年；如果不這樣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療方法極簡單，任何一個醫生都會做。你們商量一下，找一個中國醫生，讓他來找我，我會告訴他治療方案，只要照我説的去做就行，無須我親自治療。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鄧醫生説，“經我檢查，與拍片子一樣。”講得十分把握。鄧醫生的診斷是結核性肋膜炎，而須藤醫生則一口否定。直到一個多月後才承認，才抽積水。我相信叔叔説的話，因為現在我也知道，這種診斷連一般醫科高年級學生都能通過聽診得出的，而不應當被誤診。況且須藤醫生已為父親看病多年，更不該搞錯。
叔叔接著説:上邊這些話，是你爸爸媽媽親自講給我聽的。那時我還通過馮雪峰的妻子，也同馮(雪峰)先生談過，但他仍贊成老醫生繼續看下去，這樣鄧醫生的建議就被擱置起來。孰料鄧醫生的診斷頗為準確，十月份父親就去世了，距他的會診，恰好半年。父親死後，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的藥物等等，你母親經常提起這份報告，説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診斷報告的前段，講魯迅怎麼怎麼剛強一類空話，後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這種倒填治療時間的做法，非常可疑。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説：“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麼決定呢？再聯繫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對我講，你尋妥看過即可，這裡邊更大有值得懷疑之處。也許魯迅有了什麼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我為租屋還代刻了一個化名圖章。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於病情發展很快，終於沒有搬成。
須藤醫生在我父親去世後，再也沒有遇到過。當時以為，也許是我們遷往法租界之故吧。但到了解放後，我母親幾次東渡訪問日本，在進行友好活動的過程中，曾見到許多舊日的老朋友，裏面也有為我家治過病的醫生，都親切相晤各敘別後的艱苦歲月。奇怪的是，其中卻沒有這位與我家的關係那麼不同尋常的須藤醫生，也沒有聽到誰人來傳個話，問候幾句。日本人向來重禮儀，母親訪日又是媒體追蹤報道的目標，他竟會毫不知情，什麼表示也沒有，這是不可思議的。只間接聽説，他還活著，仍在行醫，在一個遠離繁華城市的偏僻小地方。難道他曾經診治過的病人太多，真的遺忘了嗎？一句話，他怎麼會在那麼多熟人裏消失了呢？
叔叔又講，魯迅死後，你病了想找醫生診治，那時還沒有離開虹口大陸新村，問內山完造先生該找哪位醫生，內山講了一句：“海嬰的病，不要叫須藤醫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經有一個讓他治壞了，別讓第二個再受害了。
須藤醫生不大靠得住
商務印書館一位叫趙平聲的人曾在“一 二八”前講過，須藤醫生是日本“烏龍會”的副會長，這是個“在鄉軍人”團體，其性質是侵略中國的，所以這個醫生不大靠得住。叔叔聽了就對父親講，並建議現在中日關係緊張，還是謹慎些不找須藤醫生吧。父親當時猶豫了一下，説：“還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緊吧。”
也許是多疑，還有一件事，母親也對我説過多次。她對用藥雖是外行，有一件事卻一直耿耿於懷。她説，肺結核病在活動發展期，按常識是應當抑制它的擴展。雖然那時還沒有特效藥，但總是有治療的辦法，例如注射“空氣針”等。但是，須藤醫生卻使用了激素類針劑，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覺暢快些，但促進了疾病的發展蔓延。這種針劑是日本産品，我國的醫生並不熟悉，又時過幾十年，要尋找了解當時日本對此類疾病的治療專家來鑒定恐怕是很難的了。我在此只是將母親的疑問記錄下來。
綜合以上事實，作為一個負有全責的、人命關天的搶救醫生，須藤醫生在這兩天裏採取了多少積極措施呢？這在母親的回憶錄裏敘述得很清楚，不再重復。我還有進一步的疑問:父親是肋間積水，去世前發生氣胸，肺葉上縮壓迫心臟，最終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當時站在父親床前，看到日本女護士，兩手左右搖晃父親的胸部，力圖晃動胸中的心臟使它恢復跳動。這僅是“盡人事”而已，毫無效果的。使我懷疑的一點是:須藤似乎是故意在對父親的病採取拖延行為，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使並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經濟上又許可，即可送入醫院治療。須藤為什麼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只讓父親挨在家裏消極等死？
如今父親去世已經一個甲子了，這件隱藏在上輩人心中的疑惑，總是在我心頭閃閃爍爍不時顯現。是親人的多疑還是出於莫須有的不信任？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但我想還是拋棄顧慮，將之如實寫下來為好。我絕無以此煽起仇恨的意思，祈願日本友人，不要以此怪罪。我只是實事實説。
《北京青年報》2001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