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魯迅飯”
討論這樣的問題，叫人感到有些沮喪。恐怕只有我們的文壇，才會有這種不是問題的問題。
西方有許多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他們不會被人指責“吃莎士比亞飯”。西方還有許多研究中國的漢學家，他們也不會被人罵為“吃中國飯”。只要是學者，就得研究一點什麼，説得雅一點，需要有一個研究對象。如果研究什麼，就要被罵為“吃 飯”，那只好把所有的學術研究都取消了。但我發現，嘲笑別人“吃魯迅飯”的作家，看到有學者研究他本人的作品，卻是異常興奮，異常高興的，還寫文章誇獎某某人對他的作品理解得很到位。看來他反對學者“吃魯迅飯”，但並不反對學者吃“他”的飯。是他慷慨無私，想把“飯”奉獻給人吃嗎？未必。這位作家心裏很清楚，再好的作品，想要廣為人知，想要擴大影響，學者的研究和評介還是少不了的。
國內研究魯迅的人士有許多，研究者的素質參差不齊，的確有一些濫竽充數之徒。如果是説一些人悟性差，水準低，不適合研究魯迅，那我沒什麼可説的。但籠統地用一句“吃魯迅飯”，把研究者一網打盡，或者把研究者都塗抹得漆黑，就未免偏狹得近乎不可理喻了。
有文化的創造者，也需要文化的傳播者。事情就是這樣。先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再來罵“吃魯迅飯”不遲。
“神化魯迅”
幾位學者給了魯迅很高的評價，有人就説這是“神化魯迅”。在一些人看來，讚揚魯迅，就是神化魯迅。只有像他們那樣，一會兒扯著假嗓喊“斷裂”，一會兒故作悲傷寫“二十世紀文學的悼詞”，才能逃脫“神化”的嫌疑。
按照他們的邏輯，對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只能罵，不能讚了。很顯然，他們並不懂得什麼是“神化”，也不願意費一點心力去思考。
在中國，確曾有過“神化魯迅”的時期。然而，是誰在神化魯迅呢？是誰有足夠的威力神化魯迅呢？是哪一個學者嗎？不需要給出問題的答案，當我們這樣追問時，事情就很明瞭。不論從中國的歷史看，還是從外國的歷史看，對歷史人物的神化，從來都不是個人的行為，更不是某個學者的行為，只有強大的宗教集團和政治集團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對歷史人物的“神化”，有其可以辨認的特徵。一是“添加”，把原本沒有的優點和豐功偉績加到某個人物身上。二是“消抹”，把他的缺陷和污點強行抹去，不讓人知曉。三是“大而化之”，只談他做了什麼樣的大事，不談他個人的喜怒哀樂，不談他有血有肉的個人生活，叫人感到神秘莫測。循著這樣的思路，是不是“神化”，就很容易判別了。
説到底，“神化”是資訊壟斷和資訊封閉的産物。如今，資訊開放，至少就文學界來看可以這麼説，有關名作家的生平資料，不論正面反面，都能見得到，透明度很大，“神化”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們不必神經過敏，看到人家讚美魯迅，就説是“神化”，更不應把“神化”當作咒語，當作棍棒，打擊乃至阻擋別人對魯迅的讚美。
一個學者對傑出人物發自內心的讚美，哪怕是過度的讚美，都構不成“神化”，至多只是偏愛，只是“美化”。用“神化”來扣，這頂帽子就太大了，相應地，學者的頭顱卻又太小了。
“挨罵”與“倒楣”
因果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西方的哲學家爭論了幾個世紀仍沒有爭清楚，但是，到了我們一些人士的筆下，這個問題卻變得異常的簡單。幾個挨過魯迅罵的人物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他們便由此得出結論：因為挨了魯迅的罵，這些人物才倒了霉。憑想當然，就可在“挨罵”和“倒楣”之間建立因果關係。如果哲人亞裏士多德再世，肯定會驚得目瞪口呆。
事情果真像他們説的那樣嗎？在這裡，我們無須講太多的道理，只須擺明幾個事實。
挨過魯迅罵的人不少，其中在“文革期間”炙手可熱的人物張春橋，是魯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裏嘲諷的對象，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損及一根毫毛，“文革”中一直是權力集團最核心的人物。相反，深得魯迅厚愛，與魯迅關係最為密切的胡風、馮雪峰等人被整得落花流水。可見，挨魯迅的罵，還是得魯迅的讚，與後來是否受迫害沒有任何因果關係。
“四人幫”並非因為一個人有了罪名，才要迫害他，而是要迫害他，才去蒐羅他的罪名。罪名當然多多益善，有現成的“文字”可以利用，就更為方便。在此情形下，魯迅的片言只語被他們用作整人的工具，一點不奇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他們想要的罪名，實在不行，還可以憑空捏造。有沒有魯迅的文字，並不重要。只要想一想共和國主席可以在一夜之間成為“叛徒、工賊、內奸”，還有什麼罪名怕找不到呢？我們可以把話説得更明白一點：因為他們要害人，才去利用魯迅的文字，而不是因為他們有了魯迅的文字，才去害人。把魯迅的文字視為一些人物受迫害的原因，于情不符，于理也不合，我很懷疑某些人士是否具備正常的思維能力。
死後文字被利用，這是賢哲文士都難逃脫的命運。古今如此，中外皆然。除非一個人不要寫作，除非一個人只寫一些很快就被遺忘的破爛文字，要不然，任何人都無法保證死後文字不被利用。魯迅生前曾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憂慮。但死者終究左右不了活人，我們也沒有理由把活人的罪責算到死者的頭上。
《中華讀書報》2001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