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風俗特色：婚禮歌和婚禮祝讚詞

嘲爾歌

本世紀六十年代以後，我國內蒙古民間文藝工作者從錫林郭勒地區陸續蒐集到10余首嘲爾歌。1979年，烏﹒那仁巴圖等蒐集整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歌五百首》(上)選錄了其中的《聖主成吉思汗》等5首﹔1988年，達﹒桑布等蒐集整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民歌叢書──錫林郭勒盟集》禮儀歌分類中選錄了《像太陽升起》等10首。比較兩次出版的相同作品，詞曲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有的屬於不同的變體。 “嘲爾”，辭書最早見《華夷譯語》，漢字音譯“搠兀兒”，釋作蕭，實際即胡笳，一種北方民族古老的木管三孔樂器。蒙古族民間將音樂的低音稱作“嘲爾”，在較早的時候將馬頭琴也稱作“嘲爾”。嘲爾歌，即帶“嘲爾”和聲伴唱的一種禮儀歌，一般只在莊重的慶典禮儀上演唱。演唱的具體方式是：一位或兩位禮賓主歌手演唱正歌的同時，幾位稱作“嘲爾奇”的伴唱者從喉嗓根部發出一種低音和聲，給主歌配一種底音，以烘托氣氛。

據考證，嘲爾歌來源於民間的 “浩賴﹒嘲爾”。“浩賴”，蒙語喉嗓，“浩賴﹒嘲爾”，即用喉嗓發出一種美妙動聽的音樂低音，以自娛自樂。大約在明代蒙古中後期，民間的“浩賴，喇爾”被 “鄂托克”、“愛瑪克”等大小社會集團莊重的慶典禮儀歌所利用吸收，經專業或半專業化的禮賓歌手加工改造，發展成為一種帶“嘲爾”的禮儀歌，即嘲爾歌，並進入宮廷。清朝年間，嘲爾歌繼續得到發展，清末民初，隨著社會禮儀的變化，開始消亡。到本世紀六十年代蒐集的時候，只有少數資深的民間老藝人會唱，並回憶出一小部分歌曲。

現在蒐集到的10余首嘲爾歌，基本是明、清之際的作品， 內容大體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1、讚頌家鄉山水、季節候鳥等與親族有關係的物象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統一蒙古諸部，雖然先後建立了以萬戶、千戶、百戶為軍政單位的奴隸制、封建制社會，但是在蒙古本土始終沒有完全打破氏族、部族的血緣紐帶。元朝崩潰，順帝北返故土後，明代蒙古代替千戶制而出現的“鄂托克”、”愛瑪克”等社會集團，既是住在一定地域人們的經濟單位，又常常是以親族為單位的結合體。所以，現在蒐集到的當時理應在“鄂托克”、“愛瑪克”等社會集團慶典禮儀上演唱的10余首嘲爾歌，大約有三分之一都包含有讚頌親族關係的內容。如《金色的藏青果》。這首歌中讚頌的八種美好事物有六種即與親族有關係。五畜的營養是部族集團生存的經濟基礎﹔圖錫墨德是管理部族集團的行政官員﹔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舅家帶給外甥們的好運，是部族集團成員安康幸福的重要保證﹔同輩青年人的和睦相處，同族人的歡樂聚會，是部族集團興旺的象徵。這裡所謂“美好” 的，實際也是重要的。歌詞以形象的比喻和典型的生活畫面概括了當時部族集團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倫理綱常。

2、讚頌聖主成吉思汗

具有親族關係泊大小部族集團在明代蒙古的社會生活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統一的汗權，“天授汗權”的最高代表成吉思汗，在全體蒙古人的心目中也佔有難以動搖的地位，特別是在明代蒙古中央汗權和異姓權臣長期鬥爭、元室後裔及其扶持者為樹立汗統的權威，不斷倡導和強化對成吉思汗的崇拜中，出現讚頌聖主成吉思汗的嘲爾歌，可以説是歷史的必然。喳──聖主成吉思汗所創建，全體蒙古的法度規章，讓我們斟滿回鍋的奶灑，共同慶賀歡唱。啊咿召咳，啊咿喂都扎。這是嘲爾歌《聖主成吉思汗》幾種變體的中心唱段，歌詞雖然簡明，但思想顯豁，突出了成吉思汗所創建的包括“全體蒙古”的民族國家，突出了標誌新的社會制度的“法度規章”。幾種變體的唱段多少不等，但每一段的內容結構都相同，只是詞句有所不同，形成同構復踏。全歌在中心唱段的復踏中突出了中心思想，烘托出對成吉思汗的無限崇拜之情。

3、封建倫理道德的訓諭祝讚

訓諭祝讚是蒙古族傳統宴歌的重要內容，而蒙古族的禮儀又往往和酒宴結合一起，所以蒐集到的嘲爾歌中諭祝讚的內容山很突出，《前世積德》、《像太陽升起》、《星月》三首偏重訓諭，《晴朗的天空》、《孔雀》兩首偏重祝讚，幾乎佔到10余首歌的一半。嘲爾歌最突出的形式特徵是“嘲爾”伴唱。歌詞有的兩行一段構成一個意義單位，有的四行一段構成一個意義單位﹔兩行一段的內容多為訓諭祝讚，類似雙行的諺語格言，四行一段的同一般民歌。曲調主旋律均為“長調”，與歌詞相配，兩行一段的曲式結構多為二句體單樂段，四行一段的多為四句體雙樂段。嚴肅的內容，平穩舒緩的“長調”，開頭“喳──”的呼喚，每段末尾“啊咿召咳，啊咿喂都扎”的唱和，再伴以洪厚的“嘲爾”低音和聲，風格莊嚴凝重。

通過上述分析看到，嘲爾歌作為明、清之際大小部族集團的慶典禮儀歌，從內容到形式反映親族關係、部族利益的同時，主要表現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願望、感情，基本上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所以蒐集整理者發現，嘲爾歌“雖然具有高度的藝術性，但流傳並不廣泛普遍”。（來源：蒙古語、網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