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外賣小哥“鬆綁”，新規調和的不僅是騎手與演算法關係

“送外賣就是與死神賽跑”，對於屢被視作高危職業的外賣騎手，國家出手“鬆綁”。

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商務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印發《關於落實網路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從勞動收入、勞動安全、食品安全、社會保障、從業環境、組織建設等七個方面，對保障外賣送餐員正當權益以及相應義務，提出了全方位要求。

近十年來，隨著移動網際網路的興起，新業態不斷涌現，中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多達7800萬，比如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一直以來，關於他們的勞動考核、勞動權益，都處於一種探索過程，甚至一種灰色狀態。此次七部門出臺政策，就是一種監管方面最新的探索。

此次七個方面中，公眾最關心的莫過於勞動收入、勞動安全、社會保障。其中，對於勞動收入，騎手正常勞動所得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可能性不大，畢竟，這還是一份頗有吸引力的工作。騎手的勞動收入問題，更多體現為考核標準，此次《指導意見》要求，不得將“最嚴演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演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線上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降低工作強度，加強安全。

外賣平臺演算法早已被詬病。今年5月，“副處長送外賣12小時賺41元”登上熱搜。當時，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係處副處長王林個人體驗“外賣小哥”工作，一單跑了近一個小時只掙了6塊6，送晚了還要扣60%的收入……當日，王林最終只完成了5單送餐，獲得41塊錢的收入，而他一天掙100塊錢的目標連一半都沒完成。

而今年年初，外賣員猝死事件發酵，眾包騎手也被推上風口浪尖。眾包模式是指一個公司或機構把過去由員工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願的形式外包給非特定的人。

網際網路時代興起，眾包平臺應運而生。一方面靈活就業，一方面卻沒有“五險一金”，眾包平臺發展至今也被討論至今。

平臺高速發展，離不開騎手眾包這種模式，好處在於靈活、高效、成本低廉，可以快速擴張，這也在疫情中就發揮了作用。不過，亦有壞處，由於分散，各地法治程度不一樣，騎手的勞動保障存在很大漏洞。

此次《指導意見》在提出第三方協議需要購買社保的同時，考慮到騎手就業特徵提出要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並鼓勵探索提供多樣化商業保險保障方案，提高多層次保障水準。”這意味著，一方面，一直以來處於灰色狀態的“靈活用工”合法性將得到確認；另一方面，騎手的勞動權益也會受到更靈活、更完善的保障。

騎手雖是底層，但也是外賣這個龐大體系的一員，某種程度上，與坐在辦公室的程式員、産品經理一樣重要。七部門此次新規，協調的並非只是騎手與演算法的關係，而是積極理順平臺、消費者、騎手三方關係，維護行業發展。

應該看到，演算法通過快速把單個騎手的經驗變為系統經驗，創造出了更多效率。但是這個效率並沒有保留在演算法中，而是立刻被分配出去，體現為平臺利潤，騎手工資與相對地自由，消費者更快拿到外賣以及相對降低的配送費。

如今，為了騎手的公平，降低這個效率，其成本必然也從平臺、消費者、騎手三者中來。也就是説，平臺放棄一些利潤，騎手少一些強度，少一些工資；消費者則多承擔一些成本，或者對配送時間更寬容。換言之，社會繃得太緊，每個人要求都太高，那麼，舒緩一些，放鬆一些、佛係一些，從長遠來看，這對於個人、行業、社會，都可能是一件好事。

實際上，美團等外賣平臺就有騎手懇談會，産品體驗官等雙向溝通機制，並成立騎手服務部。今年春節以來，全國有120名騎士成為産品體驗官。平臺這麼做並不奇怪，這既是他們的社會責任，也是其快速了解市場的需要，而隨著《指導意見》出臺，今後平臺在這方面，應該進一步加強。

平臺解決這類問題應該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開放、合作的態度，去建立於政府、社會的共識，只有這樣，才能推進行業的健康發展，為消費者創造更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