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近日表示，將加快推進PPP立法，加強統籌協調，進一步加強PPP項目規範管理。業內人士表示，今年以來，制約PPP項目落地的因素正出現積極變化。PPP將在基建投資中發揮重要作用，基建投資增長將出現反彈回升，且可持續性較強，成為穩增長的主要力量。以“共治”理念推進PPP立法，加快立法節奏是下一步PPP推進的重點。

　　基建項目落地加快

　　根據財政部公佈的數據估算，截至3月25日，落地的財政部PPP示範項目佔PPP示範項目總量的49.79%，明顯高於去年年末44.6%的水準。

　　中金公司分析員邊泉水認為，今年以來，造成PPP項目落地進展緩慢的因素正出現積極變化。一方面，制約基建項目落地的資金條件大幅改善。“今年信貸條件比較寬鬆。”邊泉水錶示，根據測算，今年實際新增的社融量為24萬億，佔GDP的比率為33%。更重要的，今年社融擴張的一個重要渠道是通過政策性銀行進行，預計將有更多資金流向基建等實體經濟領域。

　　“另外，今年專項金融債的發行規模至少為1.6萬億。”邊泉水説，部分金融債的資金會以股權的形式注入到PPP項目中，如果按照投資項目20%的資本金測算，理論上至少可以撬動8萬億的投資規模。有的項目配套地方政府的資本金，專項金融債撬動的杠桿率更高。從各地方了解的情況看，在私人部門信貸需求不強和風險上升的情況下，商業銀行對政府基建項目配套貸款的積極性也比較高。

　　另一方面，社會資本對PPP項目的積極性在提高。在邊泉水看來，地方政府為了通過基建投資穩定經濟增長的主觀願望上升，客觀上規範政府行為和依法行政，地方政府契約精神增加，有利於保證社會資本的權利。此外，PPP項目的融資成本下降，提高了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在經過幾輪降息後， 融資成本下降，而且通過財政貼息的方式，國開行注入到基建項目中資金的利率只有1.2%。在國開行和地方政府加大參與PPP項目後，私人資本的積極性也出現好轉。

　　“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推動PPP項目上的積極性普遍上升。”邊泉水錶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通過産業投資基金的模式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加快推動PPP項目落地。截至2月，全國各地共有7110個PPP項目納入綜合資訊平臺，總投資約8.3萬億元，涵蓋19個行業。其中，山東納入財政部PPP綜合資訊平臺的項目概算總投資額1.12萬億元，居全國首位，成為首個PPP項目總投資超萬億的省份。

　　邊泉水認為，今年制約PPP項目落地的因素將發生明顯改觀。PPP方式將在基建投資中發揮重要作用，基建投資增長將出現反彈回升，而且可持續性較強，成為穩增長的主要力量。

　　多個難點待破解

　　業內人士坦言，由於中國的PPP模式仍處於探索階段，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在實施過程中尚存在不少問題和難點。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朝才介紹，財科院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通過對安徽、貴州、廣西等地的調研發現，目前中國PPP模式推進有“五大難點”：一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的法律適用問題，二是部門職責分工不清導致地方實施無所適從，三是社會資本對進入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信心不足，四是部分合作項目的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和物有所值評價流於形式，五是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市縣合作落地難。

　　值得關注的是，一些專家認為，PPP項目回報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導致社會資本對此心存疑慮，成為PPP項目加快推進的首要難點。

　　目前形成的PPP項目回報方式有三種：政府付費、使用者付費、項目開發性收入，其中最好、最科學的回報方式是使用者付費。由於環境保護等一些新型的項目，一般工程巨大，難以準確測算回報且付費體系不成熟，這樣的項目往往不被社會資本看好，導致項目難以落實。

　　如何打消這種顧慮，給市場一顆“定心丸”成為相關部門現階段的工作重點。財政部PPP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焦小平日前表示，對於使用者付費模式，財政部和發改委正在探討如何制定合理的定價及自動觸發調價機制。因為PPP項目推進時間長，絕對不能一次定價，特別是調價機制，合理的觸發調價機制非常重要。

　　對於政府付費模式，焦小平表示，由於政府付費模式和財政日常預算掛鉤，目前財政部正在制定相應的PPP預算規定。PPP在財政可承受力已經批准的條件下，政府的付費納入中期財政規劃，納入三年財政滾動預算。當納入財政滾動預算獲人大批准後，在機制上保證PPP不受換人換屆的影響。

　　　此外，PPP項目的相關法律政策不完善甚至衝突也造成項目落地難。市場人士表示，我國目前關於PPP項目的配套法律法規呈現“雙龍治水”的趨勢。財政部和發改委均有相關政策出臺，但政策法規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之處，各種配套法律政策還處於試驗階段，未形成統一規範的體系，並且效力層級不高。

　　　加快立法節奏

　　　財政部近日明確，加快推進PPP立法，明確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權責利分配，保障社會資本合法權益。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之所以推進PPP立法，關鍵在於PPP的要義是合作，而合作就會有不確定因素。“PPP涉及政府、社會資本、公眾三方主體，合作中的不確定性不僅體現在政府與社會資本雙方收益如何共用、風險如何分擔，也在於公眾究竟將通過該項目獲益多少、風險幾何。”劉尚希説，另外，由於PPP項目通常週期較長，從設計開始到建設、運營，整個項目週期都可能出現各種不確定因素，包括公眾對項目接受程度的變化。這些不確定因素一旦過多、過大，PPP在實踐中就難以推進。PPP項目一旦出現問題，最終受損的必然是公眾利益。因此，需要通過PPP立法來消除或減少這些不確定因素，盡可能保證政府、社會資本、公眾三方的行為均可預期，其分別承擔的風險和享有的收益同樣可預期。

　　　在劉尚希看來，PPP立法的要義主要在於兩點，一是以“共治”理念推進PPP立法，二是以負面清單思維加快PPP立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孟春表示，在PPP的模式下，原有的政府與市場需要重新定義，要從行為的視角上看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瓶頸。PPP立法要突破傳統的行政合同還是民事合同等觀念，要以共治的理念來重塑PPP法。

　　　建緯(北京)律師事務所主任譚敬慧建議，加快立法節奏，真正規制PPP與特許經營。

　　　“由於立法過程的複雜性，中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法很難在短時間內出臺”，劉尚希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