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觀察

　　□金旼旼

　　本週，當北京連續多日霧霾“爆表”之際，我正客居東京。初冬的東京，天藍葉黃，每天在上野公園慢跑，清冽的空氣裏似乎透著一股淡淡的甜味。但美景如畫的朝霞和夕照，引不起步履匆匆的東京人的興趣，只能讓我這個北京人噓嘆不已。

　　説起污染，和在東京的朋友閒聊，得知日本也曾一度污染嚴重，無論空氣、土壤和水體污染，都曾釀過大禍。“所受的苦，必須帶來行為模式的改變，否則苦就是白受了。”朋友如是感嘆。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啟工業化進程之後，污染問題就持續惡化。而到了二戰以後，隨著經濟騰飛，污染日趨嚴重。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著名攝影師尤金·史密斯在熊本縣拍攝的“智子入浴”照，更令全世界對汞污染導致的水俁病感到震驚。

　　除了熊本縣水俁病之外，1912年起開始爆發的“痛痛病”（三井礦業公司洗礦導致水體污染引發的骨癌）、1965年的新瀉水俁病、1961年的四日市哮喘病（空氣污染引發的哮喘），被並稱日本“四大公害病”，均是工業污染導致的重大人禍。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圍繞污染致病的法律訴訟此起彼伏，許多案件的審理時間超過20年，賠償數額也相當驚人。例如，在熊本縣水俁病一案中，漫長的訴訟直到1973年方才結束，日本化工企業Chisso被判賠償9.37億日元。

　　總結日本治理污染的經驗，專家學者的論述已汗牛充棟。總結起來，不外乎以下幾點：充分透明的輿論監督、完善公正的法律保障、著眼長遠的政府規劃，以及私有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戮力同心。

　　東京的朋友提醒我，治污需社會合力，不是光靠政府努力就能實現的，不要忽視了每一個普通日本人為此所做的改變。

　　面對污染，我們總是追問政府該做什麼，但同時是否也該追問，我們自己能做什麼？畢竟，北京最近這場霧霾的直接原因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都脫不了干系：供暖和汽車尾氣排放。不改變自己的生活和消費方式，光指著政府和企業去解決問題，不是面對霧霾該有的態度。

　　雖然日本的年輕一代對日本污染歷史幾乎一無所知，但為改善環境所養成的生活和消費習慣，卻在全體日本國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周我去東京大學旁聽，由於東京沒有集中供暖，因此國際學生將教室空調溫度調到24度。結果，教授進屋後立刻將溫度降到18度，並解釋説，普通東京人家冬天空調一般就開到18度，要是覺得冷就把外衣穿上吧。

　　雖然北京集中供暖達標溫度同樣是18度，但絕大多數人家實際溫度遠超這一水準。我在北京住過兩處房屋，冬季朝南房間室溫經常逼近30度。當然供暖溫度有地區差異，北京冬天在家穿T恤並非普遍現象，但面對如此濃烈的污染，減少供暖添加衣物卻並未成為引發公眾討論的潛在選項，這在日本朋友看來頗為不解。

　　污染的另一大來源是汽車尾氣排放，北京居民該反思的就更多了。日本每年賣出的新車裏面，有約一半是排量小于0.66升的輕型車（Kei-car），而在另一半普通乘用車裏面，有三分之一是混合動力。反觀北京，雖然堵車嚴重，但家庭購車首選依然是普通汽油轎車或SUV（今年上半年，SUV銷量暴增45.96%）。

　　在市區，最受中國車主喜愛的大眾途觀SUV油耗大概是最受日本車主喜愛的豐田普銳斯（混合動力）的三倍，高速油耗也達兩倍。普銳斯去年在日本賣了18.36萬輛，在美國賣了27.45萬輛，在中國只賣了1288輛，而途觀去年在中國賣了23.74萬輛。

　　這裡面固然有政策、價格等因素，但消費觀念也是重要原因。我曾向準備買車的北京朋友推薦更省油的混合動力車，但精於數學的朋友立刻就計算出結論：買混合動力車多花的錢，需要開八年才能用節省的油錢補回來，因此混動車省油不省錢，為何要買？

　　在我提到這個例子時，日本朋友反問道：“既然花一樣的錢，難道省油還不是充分的理由麼？”這一個例子，足以反映兩國普通人的消費思維差異。

　　以往，我們總談企業的社會責任，但如今面對如此嚴重的霧霾，是否該談一談每一個城市居民、普通消費者的社會責任了呢？在東京，朋友陪我去買虎牌電熱水壺時，推薦買更貴更節電的款式；到日本朋友家做客，我洗手時水開得大了些，朋友的小孩主動幫我關小；出門在外，我習慣用紙巾，而日本朋友仍用手帕 ……

　　這些年，我往來日本多次，深深地為日本普通人的節能環保意識所震撼。“所受的苦，必須帶來行為模式的改變，否則苦就是白受了。”朋友的這句話讓我深省。面對霧霾，對政府和企業必要的問責已經開始，但對於每一個城市居民自己，除了自嘲和調侃之外，是否還應做得更多？

　　北京的污染，每一個普通城市居民都有責任，不能指望自己享受成果，讓他人承受代價。唯有每個居民逐步改變自己的生活和消費習慣，治理霧霾才能進入官民互動、公私互動的良性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