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的分類在不同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都有所不同，世界銀行主要基於市場準入和融資模式進行分類。市場準入主要確定PPP項目的識別，而融資模式則幫助項目選擇最有利於雙方利益實現的方式。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觀點把PPP認為是一種融資模式，特別是來自私營機構的融資作為重要的識別特徵，這是對PPP的一種誤解。PPP的融資模式，是指基於項目可持續性、風險分佈、夥伴關係利益最大化等方面的考慮而對資本投入和運營方式的選擇，並不等同於來源於私營機構的融資。換言之，是否存在私營機構的融資，並不是判斷PPP的標準。對於不同的PPP項目，風險分佈和責任分配大相徑庭，PPP也因此在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融資模型，以適應不同基礎設施項目的需求。

　　PPP項目的融資模型選擇方面的決定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向直接使用者提供的服務數量，二是使用者為此繳納的稅費和代價。這對於判斷是否應用“使用者付費”的制度安排十分關鍵，因為“使用者付費”模式，必須基於項目回報方面的自我可持續性(self-sustaining)。換言之，在一個PPP項目中，如果使用者都能承擔與此服務相關的成本，那麼項目就具有自我可持續性。反之，項目不具有自我可持續性時，就需要政府與私人資本進行合作融資（jointly financed）。

　　基於以上理解，世界銀行對PPP進行了如下四大分類。

　　管理與租賃合同（Management&lease contract)：一個私人組織機構獲得在一定期限內對一個國有企業的管理權，同時國家仍擁有投資決策權。具體有兩種形式：（1）管理合同。指政府支付給私人運營方費用，用於管理特定公共設施，此模式的運營風險在政府一方；（2）租賃合同。政府將資産有償租賃給私人運營方。此模式下運營風險在私人運營機構一方。

　　特許經營合同(Concession)：世行將特許經營定義為以私人資本支出為主的管理與運營合同，指一傢俬營機構從國有企業獲得一定期限內的經營管理權。該模式主要針對已存在或部分存在的設施。具體模式包括：修復—運營—移交（ROT）、修復—租賃—移交（RLT）、建設—修復—運營—移交（BROT）

　　未開發項目（Greenfield project）：一傢俬營機構或公私合營機構，在特定合同期限內建設、運營一個新的設施。該設施的所有權應在合同期滿後移交給公共部門。具體模式包括：建設—租賃—移交（BLT）、建設—運營—移交(BOT)、建設—所有—運營（BOO）、市場化、租用等5類。

　　資産剝離（Divestiture）：私營機構通過參與資産拍賣、公開發行或規模私有化項目等方式，獲得國有機構的資産。具體模式包括：（1）全部資産剝離：政府將該項資産所屬在國有公司的全部100%部分轉移給私營機構（運營機構、機構投資者等）；（2）部分資産剝離：政府將該項資産所屬在國有公司的一部分轉移給私營機構（運營機構、機構投資者等）。購買此項資産的私營機構不一定擁有資産的管理權。

　　從以上分類及其定義可以看出，首先，PPP是政府為了提供公共産品而引入私營機構參與的一種合作機制，合作的具體模式取決於項目的條件、風險和目標；其次，特許經營是PPP的一個子分類，不等同於PPP，主要適用於自身有固定收入流的“使用者付費”且已存在的項目。

　　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國際上對PPP核心屬性存在共識，各國在此基礎上決定了PPP的識別、法律基礎、業務框架和監管框架等一系列重要的頂層設計。PPP的核心屬性主要包括：（1）是政府部門與私營機構的長期合同，基於此合同，由私營機構負責提供某項公共服務；（2）私營機構能夠通過合同獲取收入流，收入來源可能是使用者付費或政府預算分配，也可能是兩種收入來源的組合。同時根據合同，有關服務獲得和需求方面的風險，從政府部門轉移至私營部門；（3）私營部門必須投資建立相關公司以進行資本運營；（4）根據情況，除了預算分配，政府部門還可能需要提供必要的資本支出，包括土地、現存資産、債務或資本融資；並有可能提供多種形式的擔保，以實現與私營部門有效的風險共擔；（5）合同結束時，相關資産應按照合同約定轉移其所有權至政府部門一方。

　　共識的另一面是爭論。很有趣的是，雖然PPP的發展長期伴隨著對其內涵、功能、分類的激烈爭論，但是，鋻於PPP在基礎設施建設、社會服務提供方面的明顯優勢，在近20年中得到了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接受，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的國家引入了PPP機制。據統計，世界銀行相關的基礎設施PPP項目（PPI）在過去20年間得到了快速發展，超過134個發展中國家採用PPP方式進行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提供，約佔相關國家基礎設施總投資額的15-20%。

　　2007-2011財年期間，PPP投資額每年新增790億美元，並從傳統基礎設施領域擴展至衛生和教育領域。2013年，世界銀行支援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PPI項目數量為291個、投資金額150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24.1%），其中807億美元為新增投資，696億美元為擴展投資。在投資結構方面，電信和能源類投資最高，分別為573億美元和564億美元（各佔比38%左右），其次是交通（332億美元、22%）和水處理（34億美元、2%）。2013年，PPI投資額最高的6個國家是巴西（338億美元）、土耳其（168億美元）、印度（135億美元）、墨西哥（95.5億美元）、俄羅斯（79.7億美元）和中國（70.7億美元），這6個國家的PPI投資額共計887億美元，佔當年發展中國家PPI總承諾投資額的59%。2012年，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金額，相比2011年增長高達19%，超過同期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參與增長情況（181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投資承諾達171億美元，其中102億美元是新項目，69億美元是對已有項目的新增投資，佔當年全球此類投資額的9%。從歷史數據看，自2002年以來，亞太地區的PPI年均增速僅為1.5%，遠不及該地區GDP增速（8.3%）。

　　那麼，是什麼樣的緣由和動力，使得PPP能夠伴隨著巨大爭論且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仍然得到快速發展呢？如果PPP只是在獲取私人資本方面有優勢，那麼更加有錢的的發達國家為什麼比發展中國家更積極推廣PPP？如果不健全的法律法規基礎是PPP的重要障礙，那為什麼很多法制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都有很多成功的PPP案例？

　　為了透過現象的迷霧而探索PPP的核心內涵，我們嘗試從幾個最基礎的問題開始分析，逐層接近對PPP本質的理解，其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和邊界，並在此基礎上探討政府在PPP機制中的角色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