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世界已與昨日不同。拜上世紀80年代高産出、低通脹的“大緩和”時代之賜，主流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明珠，諸多經濟學家對此志得意滿，如“理性預期”學派大牛之一的盧卡斯就在2003年表示，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解決。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繁榮的音樂停止，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時期成為過去，主要發展經濟體的經濟産出迄今仍舊沒有恢復到危機之前，真實世界的變化也迫使觀念世界的更新，各界精英在反思，如何重新定位失去焦點之後的世界。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也是其中一員，他在新著《轉型與衝擊》中認為我們如同《綠野仙蹤》的小姑娘多蘿西，已經從堪薩斯州被龍捲風帶入魔幻世界，將在奧茲國進行曆險。

　　新時代意味著新的遊戲規則，與此同時，歷史總是告訴我們向後看就是向前看。那麼過去有什麼可以讓我們借助的歷史資源？2008金融危機後三年，馬丁·沃爾夫在一次學術會議問了美國經濟學拉裏·薩默斯幾個問題：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在應對危機的決策過程中，什麼樣的經濟學是有用的？什麼樣的經濟學能夠使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恢復到危機之前？是否存在這樣的經濟學？

　　薩默斯是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的侄子，出名甚早，在學術以及政治領域都頗受倚重。他認為凱恩斯在應對危機中有用，而金融危機其實可以從白芝浩、明斯基、金德爾博爾格那邊得到不少啟發。馬丁·沃爾夫犀利地總結這四個人的共同特點：去世了、處於現代學術主流之外、屬於“被除名的人”。

　　這些經濟思想因為時代思潮而被遺忘，如今是時候重新撿起過去丟失的傳統以及爭論。正如馬丁所言，“這是一場古老的辯論”。馬丁是主流的一員，但是他看到了正統經濟學的疏漏之處，因此在《轉型與衝擊》仲介紹了不少“新正統”之外的經濟思想：從瑞典經濟學維克賽爾關於信用系統不穩定的判斷，到奧地利學派關於不正當投資的分析；從賦予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權力的“芝加哥計劃”，再到明斯基的“不穩定假説”；從弗裏德曼與凱恩斯關於貨幣政策財政策略的論述，到二者學術在現實中的結合。

　　馬丁認為這些觀念彼此存在矛盾與衝突，但是他們要點在於認識到政府作為唯一貨幣的提供者以及私人部門對於信用的創造，最終導致高度不穩定。這其實已經涉及貨幣的內生性問題，即中央銀行在多大程度可以決定信用創造？以前認為是絕對的，目前看來銀行系統以及私人部門也積極參與了信用創造的過程，這也使得金融自由化的觀點面臨調整。

　　由貨幣問題引出，還可以思考一個問題，金融發展對於實體經濟是好是壞？這一觀點過去往往被認為是肯定答案，但隨著研究進展也有不同看法。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趙昌文、劉西所著《從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邏輯》也提出一些類似觀點，他們認為當前中國金融既“發展不足”又“發展過度”，即對於實體經濟而言，中國的金融體系是低效率的“攫取性”金融體系。

　　“攫取性概念”來自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等人，之所以如此定義中國金融系統，主要原因就在於金融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金融存在明顯的‘虹吸效應’，它像一塊巨大的‘磁鐵’，誘導了過多的企業家才能、資本和優秀人才等創新要素‘脫實向虛’”。

　　事實上，就全球範圍而言，金融行業的負面效應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也有不少反思。金融系統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放開手腳大肆擴張，過去總認為金融發展對於經濟增長有益，如今看來這一觀點面臨考驗，尤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例如一旦信貸與GDP之比超過100%之後，金融的過度大大會損害經濟，這一觀點甚至得到IMF、國際清算銀行研究的認可。

　　具體到中國而言，《從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邏輯》中，對於建設共容性金融制度，作者一方面支援推行利率市場化，放寬市場準入，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等，與此同時提議進行配套改革，“在金融領域外，應輔之以國資國企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以及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消除政府對融資主體的隱性擔保；應推動産業政策轉型和教育科研體制改革，培育實體經濟的發展動力。”

　　對比之下，馬丁的解決思路是針對發達國家，也比較技術化。馬丁提議接納接近芝加哥計劃的方案：貨幣系統以標準100%準備金作為核心，其他金融仲介則需要提供比目前水準更高的資本金。相同之處在於，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這些提議本身除了經濟可行性之外，也面臨極大的可行性問題，既要推動改革，又需要呼應民眾意願，同時奉行專業主義。

　　不要小看金融行業帶來的不穩定因素，金融的問題在金融之外。如果我們已經離開大緩和時代，重新進入更加不穩定的後金融危機時代，未來的風險來自哪？馬丁·沃爾夫認為，今天對於自由主義民主的威脅並非來自勞資糾紛、飆升的通脹、商業利潤的下降，而是來自金融不穩定和經濟不穩定，來自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不平等的加劇。他同時強調，市場和競爭是經濟活力最有力的保障，但是過去則存在某種偏差，“在市場導向的逆向革命之後出現的由金融推動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是矯枉過正了”，或許是時候糾正這一錯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