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美國該如何和中國打交道？”二十年前這或許不是一個問題，但如今，這對美國人來説成了一個大問題。

　　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在今年剛出版的新書《和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中寫道，“中國既讓人擔憂，又同樣讓人敬畏”。如何和一個更強大的中國打交道，這是一個美國尚不熟悉卻又相當緊迫的問題。

　　可以説，保爾森對中國的了解以及他和中國高層的交往，在美國除了基辛格之外無人出其右。這位原高盛首席執行官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出任財政部長，和中國三任最高領導人有過交往，也是中美間最高級別對話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的發起人之一，退休後他在芝加哥大學創立保爾森研究所，專注于中美合作的研究，至今仍頻繁往返于美國和中國之間。

　　保爾森的商業背景，以及他身為財長期間和中國合作應對危機的經歷，使得他在美國算得上親華派，即強調合作共贏而非對抗壓制。但面對今天的情況，他坦言，中美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他4月中旬在亞洲協會推介他新書時説，過去相信中國崛起有利於美國的人現在開始産生懷疑了，“我沒説共識已被打破，但正在磨損”。

　　亞投行的成功，令美國智識界和決策層爆發了巨大的危機意識：中國是否正在超越美國？中國是否試圖顛覆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國際秩序？不同的答案導向不同的外交政策。鴿派傾向於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但綜合實力和美國依然有很大差距；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中國更多是被動應對（reactive），美國應當繼續對中國實施懷柔政策（engagement）；而鷹派則認為，中國的經濟硬實力即將超過美國；中國正試圖重寫二戰後美國奠定的國際秩序，中國更加自信的外交動機是進攻性的（aggressive）美國應當採取遏制中國（containment）的策略。

　　保爾森認為，美國依然是領導者，中國通過發揮經濟、貿易和投資實力來建立影響力只是為了保障其經濟和國家安全目標，不應該將亞投行視為是中國挑戰國際秩序的舉動，美國應當加強和中國的雙邊合作，並且在當下的國際秩序中“努力為中國找到更好的坐席”。可以説，保爾森的基本觀點和過去很多年美國的實際對華政策比較相符：尋求中美在雙邊和多邊事務中的廣泛合作，將中國納入現有國際體系並鼓勵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概括來説這是一種以接觸、交流、合作為手段的懷柔政策。

　　這一政策選擇既是一種務實態度，同時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學理解釋。例如，麻省理工學院（MIT）著名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的多項研究均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是有限的，即主要是為了確保國內穩定、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因此中國的政策更多是其不安全感造成的“被動應對”。普林斯頓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原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托馬斯·克裏斯汀森則進一步指出，近年來中國更加積極的外交政策其實只是為了確保自身安全而非挑戰美國，因此美國應當採取安撫（reassurance)而非遏制政策。

　　不過，隨著中國硬實力和軟實力越來越強，近年來美國國內的鷹派聲音也越來越多。原美國國防部高官、五角大樓顧問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今年初出版了一本爭議極大的書《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秘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他在這本書中提出，長久以來中國都存在一個針對美國的“戰略忽悠計劃”（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即通過在世界上廣泛傳播中國窮困、落後、不關心外界的形象，對美國歷屆政府進行欺騙，實現中國主導的政治經濟系統對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替代。

　　雖然，白邦瑞的論調在美國也算得上相當異類，但他所代表的對中國戰略目的懷疑態度卻大有市場。即便是夏偉（Orville Schell）這樣對中國有著深厚感情的老中國通近年來也越來越流露出擔憂情緒。他去年在陪同美國前總統卡特訪華後，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頗多怨言的長篇文章，認為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之後，甚至已經開始事實上放棄了“和平崛起”的傳統策略。

　　對美國的智識階層來説，2015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年。如果説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令他們開始反思美國衰落，那麼如今他們更多開始思考中國崛起。不過，將中國當成靶子，卻並不能解決美國領導力下降的問題。保爾森就説道：“把中國當作替罪羔羊並不利於解決我們的問題，或是民主黨指責共和黨，共和黨指責民主黨，我們喜歡找替罪羔羊。但是我們需要改革我們的體制卻是無法掩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