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滌

　　大物理學家馬克·普郎克曾説，經濟學太艱難， 他不敢去涉獵；大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聲稱經濟學太容易， 他不屑于涉獵。普朗克發掘出的天才，愛因斯坦對經濟學的觀念每有鞭辟入裏的解釋，而羅素探究的哲學理念很少落到了實處，至少他打理個人財務是相當失敗的。在現代社會，經濟學觀念的用處越來越多，其晦澀的程度卻不見得越來越少。我由是推想，《凱恩斯的中國聚會》介紹和分析的內容，同人生的聯繫——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了市場的打拼上面——將越來越緊密。

　　徐瑾的敘事涵蓋了經濟學詮釋的各主要流派和諸大師要角，必是讀了大量的典籍；其視角、選題，文風的老辣，不免予人一種中年老成的感覺，然而她還是個年未滿三十的新秀。分析經濟學的觀念，是件相當費勁而不討巧的事，從幾個美國總統的揶揄中，我們興許可以看出幾分。

　　杜魯門很煩經濟學家的“首鼠兩端”，哀嘆“你們能不能給我一個‘一隻手’的經濟學家，別老是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的”，教人無從決策。肯尼迪當選後，隨即延攬常春藤的名經濟教授加盟來幫助制定經濟政策。托賓，日後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有名的托賓值的發明者），在接聽總統電話時頗覺惶恐，推説自己不過一介象牙之塔學究，毫無政策實務經驗。肯尼迪應答道，“那好極了，本人也是象牙之塔總統，還沒有學過什麼總統學課程呢。”

　　什麼是我，何為我的營盤？抓住了這個要點，對明白經濟學觀念的底蘊至為重要。按亞當·斯密的説法，任何生産，目的無非為了消費。引申開來不妨理解為，誰幹什麼不重要，關鍵看誰分到什麼，不禁令人想起約瑟夫大叔（Uncle Joe）的名言，誰投票不重要，關鍵看是誰在點票。

　　從上海財大畢業後，我1981年底赴美留學。上世紀80年代到美國學經濟的大陸學生想必還都記得，薩繆爾森和弗裏德曼在Newsweek的對峙，各開專欄互打筆戰，兩位泰斗過招許多回合，可謂膾炙人口。當時讀了直覺過癮，許多年後我才悟出其中的門道：兩派為之糾纏的，可以歸結成一個字——“稅”，其餘的觀念或説辭，多半是藉口或粉飾。政府孰大孰小，歸根結蒂，是“這些是我應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應得的，你得還給我”之間的爭論。

　　而唯有國家，現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組織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權威”，把經濟利益以稅和費的名義，在各個人群之間“合法地”分配來分配去。在文明競逐的過程中，我甚至以為，你若是能把人類是如何展開“抱團競爭”的——把“我”與“我們”，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博弈機制給整明白了，許多經濟學的觀念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經濟學的理論，多由觀念堆積及其邏輯推演而成，很少是基於歷史發生過的史實和數據分析為詮釋基礎的，這樣的研究方法正在發生範式轉變的趨勢，而幾年前的市場崩塌也在催促經濟學人深刻反思。人們發覺，許多自圓其説的觀念假設和構造精巧的數理模型並沒能很好地指引發展或預測市場，不惟如此，它們甚至無法提供過往發生的重大事件，比如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蕭條根源的解釋而具有説服力。薩繆爾遜就坦言，“對於全球金融危機我們能確定的，就是我們所知甚少。”可謂知人知己。

　　總之，要制定和貫徹能夠奏效的經濟政策，人們開始明白，是無法靠設計出“合理的行為”來達到目標的。我們不得不回溯演化的歷史找其線索，深入到演化中鑄就的人腦構造內部找其依據，才有可能洞悉人類的本性和把握人群合作的條件。

　　這召喚著經濟學觀念的重整，經濟研究方法和途徑的再造，對於年輕的經濟學者是個極好的契機。徐瑾以她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的豐富練歷和敏銳觀察，嫺熟駕馭了複雜高深的經濟學觀念，讓我們更期待年輕一輩經濟學家，不但能描述觀念的聚會，而且參與到經濟學本身的重整和再造，建樹豐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