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十年”，這是記者在溫州調研時從多位企業家、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口中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上世紀90年代，溫州製造業之所以突飛猛進，主要是體制上的先發優勢。但是2000年之後，溫州的這种先發優勢已經喪失。在先發優勢喪失後，溫州一直沒有建立起新的優勢，我們的製造業還是低端製造業，價格便宜，檔次低。我們有些鞋企號稱專賣店開到了美國，結果我去曼哈頓一看，其實就是跳蚤市場裏的一個小門臉而已，我們自以為很高檔的産品在人家那裏其實就是地攤貨。過去十年，我們的製造業一直沒有實現轉型升級，真的是失去的十年。”周德文表示。

　　溫州GDP增速的相對停滯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早在2003年，溫州GDP增速便已經在浙江省內滑落至倒數第一名，這種局面在接下來的十多年間一直沒有改觀。2014年前三季度，溫州市GDP增長6.9%，低於浙江全省7.4%平均水準，繼續名列全省倒數第一。

　　溫州大學商學院院長張一力在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過去的十年，溫州起碼錯過了兩次轉型升級的良機：一是本世紀初，在先發優勢喪失後，溫州沒有及時對傳統製造業進行升級以建立起新的優勢；二是2008年4萬億計劃推出後，溫州沒有把錢投入到傳統製造業的技術改造和轉型升級中去，再次痛失良機。

　　不動産投資的誘惑無疑是溫州錯失轉型升級良機的主要原因。知名財經評論家鄭榮華認為，溫州憑藉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特色被稱為“溫州模式”，而後逐步被以資本投資、民間拆藉為主導的“新溫州模式”所替代，大量私營業主紛紛從傳統行業轉入資本投資領域，傳統製造業因利潤不高而被拋棄，導致産業升級動力不強，從而失去競爭優勢。

　　提出浙商概念的第一人、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楊軼清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十年前的那次錯失良機尤為讓人痛心，“我覺得轉型升級的時機是很重要的，十年前大環境還好的時候，融資容易、招工容易、銷售容易、利潤也可以，那個時候沒有進行轉型升級，現在對溫州來説，轉型升級的最好時機已經錯過了。”

　　2008年金融危機後本是溫州製造業實現自我救贖的重要機會，但無奈再次失之交臂。溫州市市長陳金彪也遺憾地表示，“在歷史上，溫州多次錯過了轉型的機遇期。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如果不是大力度出臺經濟刺激政策，而是繼續倒逼，那麼溫州經濟中的泡沫會提早擠壓。而突然注入強心劑後，刺激了一時的活躍，卻埋下危機。”

　　兩次痛失良機後，溫州本身固有的一些劣勢被暴露出來，甚至以前得以快速發展的優勢反過來成為制約發展的劣勢，最直觀的則要數溫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環境。

　　改革開放之初，因為商貿發達，溫州形成了“十大專業市場”，這些市場不是興起于城鎮中心，而是交通不便的水灣鄉村。溫州研究學者、浙江工商大學校長張仁壽稱之為“邊區效應”：“溫州十大市場大多坐落在水陸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那些地方，計劃經濟的束縛相對較小，否則，這些市場很可能在興旺之前就遭取締。”

　　時過境遷，溫州的地理環境卻成為限制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原因。溫州經信委為中國證券報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9月末全市工業用地出讓僅3928畝，完成率近49%，離8000畝的年度目標還有較大差距，省國土廳對低效用地再開發還沒有實質性的操作方案，一批重大項目因缺乏用地指標推遲了進度。

　　同時，在過去的十餘年間，溫州其他方面的發展也陷入相對停滯，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溫州這些年在社會、教育、科技等方面的發展都相對滯後，從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作用來看，溫州在浙江省內的經濟總量是正的第三位，但社會、教育、科技等方面卻是倒數第三第四位的，經濟和社會的錯位一直沒能糾正，技術和人才都缺乏積累，也就不足以支撐轉型升級。”張一力表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馬名傑最近發佈的報告《從溫州産業升級看區域創新資源的重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上述觀點。在這份報告中，馬名傑指出，本地創新資源不能滿足企業升級的需要是溫州産業升級難的重要原因。過去十年間，溫州當地創新資源有所增加，但仍難以支撐産業升級，集聚創新要素的能力也相對下降。本地資源的匱乏不僅導致企業將中高端生産活動甚至整體遷移至創新資源富足地區，也增加了多數企業的創新成本，延緩升級進程。

　　“兩次錯失轉型升級的良機後，溫州製造業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轉型升級也越來越迫切。特別是在全球化産業分工時代，現在孟加拉的工人一個月工資才三百塊錢，而我們三四千都不止，我們怎麼跟人家競爭？所以要使人力成本上的差距不成為競爭上的差距，溫州就必須對傳統的製造業進行轉型升級，提高産品的檔次和附加值。”楊軼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