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 曾剛

　　隨著經濟增速下滑、結構調整持續深入等因素影響，我國部分行業、部分地區的信用風險持續上升。11月21日，人民銀行兩年來首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反映出貨幣政策已開始進行防範金融風險升級的調整。

　　實際信用風險上升

　　根據銀監會近期發佈的數據，截至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7669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749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16%，比上年末上升0.17個百分點。2014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正常類貸款餘額為63.3萬億元，佔比為96.05%；關注類貸款餘額為1.8萬億元，佔比為2.79%。

　　如果只從上述數據看，銀行業的信用風險似乎不特別令人擔憂。無論是與國內早期還是和其他國家銀行業相比，1.16%的不良率都算得上是相當溫和的水準。但若做一些結構和動態上的分析，情況可能就不那麼樂觀。

　　首先，不良貸款數據本身或被低估。在監管當局嚴控風險，以及績效考核與資産品質高度掛鉤的現實條件下，銀行有一定粉飾資産品質的動機。由於五級分類方法存在模糊性，在實踐中一些事實上已經形成風險的瑕疵貸款（如逾期90天以內）並未被計入不良貸款，而是被暫時歸入關注類貸款。從可獲得的數據看，2014年以來銀行業關注類貸款佔比從一季度末的2.5%上升到了三季度末的2.79%。此外，實際操作中也有通過展期將原本可能發生的風險往後推移，從而將其暫時掩蓋的情況。還需要指出的是，銀監會公佈的統計數據只涉及商業銀行，並不包含超過2000家仍未改制的信用社，這些機構的資産品質一般會低於商業銀行。綜合以上因素推測，我們認為，目前的不良率數據或許被低估。

　　其次，局部地區和行業風險相對突出。在整體風險依然可控的情況下，部分地區企業破産、跑路的現象有所抬頭。特別是在小微企業領域，由於銀行大量使用聯保貸款制度，一家企業違約很容易産生連帶負面效應，造成風險擴散和上升。目前，週期性行業、産能過剩行業以及小微企業，信貸領域風險狀況尤值得警惕。更令人擔憂的是，隨風險成本顯著上升，部分地區的銀企關係明顯惡化，這愈加強化了“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短期內難有根本性解決之道。

　　第三，信用風險持續上升且有加速跡象。2011年9月末至今，銀行業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餘額已經連續12個季度“雙升”，不良貸款率從0.9%提高到了1.16%，不良貸款餘額則從4078億元上升至目前的7669億元。從變化率來看，不良貸款餘額同比增速在過去三年中基本都維持在15%以上，去年三季度以來則超過20%，且逐季加快，今年三季度的同比增速達到了36%。此外，不良貸款環比增速從去年三季度以來也在迅速上升，從4%左右上升到了10%以上。如果考慮到今年以來，銀行業普遍加大了壞賬核銷力度（根據不完全統計，上半年16家上市銀行核銷不良貸款約709.93億元）。如果將這部分壞賬計入，經調整後的增速會更高。

　　總體來看，儘管銀行業整體的信用風險仍在可承受的範圍。但由於經濟結構調整遠未結束，不良貸款持續上升趨勢在短期內很難得到扭轉。預計在未來一兩年中，銀行業將繼續受到利率市場化和壞賬損失雙重夾擊，壓力與挑戰與日俱增。

　　亟待政策托底和風險分擔

　　考慮到當前風險上升主要源於實體經濟轉型調整，有一定的系統性特徵，單靠商業性機制可能無法有效化解，必須輔之以適度的公共政策。通過宏觀政策的托底和風險分擔機制創新，來降低風險成本，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良性互動。具體而言，有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是保持適度寬鬆的宏觀政策，宏觀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需要在去杠桿與防風險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從發展的角度看，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逐步深入，部分行業、局部地區，甚至部分金融機構出現某種程度的風險，是市場化機制發揮效力的途徑。因此，應允許適度、有序的風險暴露，以逐步消解經濟週期中的正常損失以及前期遺留問題。但在此過程中，需要嚴防金融風險惡化和升級，適時、適度的穩增長措施，對防止風險擴散和扭轉市場預期至關重要。當前穩增長重點不在於維持某個既定GDP增速或就業水準，而在於防止潛在金融風險升級和擴散。

　　上週五，人民銀行兩年來首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反映出貨幣政策已開始進行這樣的調整。儘管存貸款利率調整不對稱，短期內有壓低銀行凈利差的可能。但從長遠看，降息不僅能有效引導融資成本下行，改善企業生存環境，同時也向市場發出了積極的政策信號，對穩定實體經濟以及市場預期會産生積極影響，有助於信用風險化解。我們預計，適度放鬆的政策趨向還將繼續，直至風險預期得到扭轉，信貸、社會融資規模恢復到相對正常的狀態。

　　二是優化金融監管政策。首先，要強化對風險的管理，適時完善監管規則，將各種創新和套利活動風險納入統一監管框架。從國際經驗看，金融市場化過程必須輔之以適當的再監管（re-regulation），方能避免出現巨大風險。在這個意義上，市場化既非簡單取消監管，也非對金融創新聽之任之，而是要根據風險特徵的變化，在放鬆原有管制措施的同時，及時建立新的監管規則。目前，眾多基於監管套利的金融創新飛速發展，在規避監管、降低監管有效性的同時，製造了相當大的潛在風險。從未來看，監管當局應根據“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對銀行各種創新業務進行規範，並設置與之相適應的監管要求。此外，還應對不同監管規則（尤其是不同政策部門制定的規則）進行系統的梳理，加強協調、保持監管一致性，以減少監管套利空間。

　　其次，要進行逆週期監管創新。在信用風險上升期，加強對風險監管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過於嚴格的監管有可能造成銀行風險規避情緒上升，加大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而企業融資困難則會放大實體經濟下滑的程度，反過來導致銀行信用風險進一步上升，這就是所謂的金融監管順週期效應。目前，在實踐中，監管政策以及銀行自身考核對信用風險的過度強調，事實上已經導致銀行信貸偏緊，對實體經濟産生了一定負面影響。對此，我們建議監管部門借鑒國際比較成熟的經驗並結合中國實際，在逆週期監管方面進行嘗試和創新，在一些對銀行行為有著重大影響的政策上（如存貸比、合意貸款規模、風險容忍度等），根據實體經濟運作的需要，保持一定的彈性並進行動態調整。當然，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差異較大，這種逆週期調整的許可權，應盡可能下放到地方一級監管部門，以便其因地制宜地進行操作。

　　三是完善風險分擔機制。在信用風險相對突出的情況下，風險分擔機制是分散風險，降低融資門檻的重要機制。但現有的以擔保、保險以及互保等方式進行的風險分擔，基本都基於商業化運作，儘管能起到一些風險分散作用，但無助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在信用風險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上述擔保機制大都陷入困境。破産倒閉的擔保公司不在少數，而聯保體系下，借款人的違約更是造成了風險迅速擴散。

　　對此，政府應考慮在適度的範圍內進行創新，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風險損失的分擔和處置。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通過設立轉貸基金和風險基金，為企業貸款展期提供便利，或直接分擔部分信貸損失，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此外，在部分風險相對突出的地區，政府還積極介入不良信貸的催收和處置，在化解地區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