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光集團董事長侯成玉介紹，龍江縣已經成立了土地確權機構，但還沒開展具體的確權工作，預計2015年正式開展。

　　“當時浦發銀行發貸款時曾問過我們有沒有土地使用權的證明，我們説沒有。浦發銀行到縣裏了解，也確實沒有機構做確權的事情。今年國家政策推出，各個縣都有了土地確權單位，政府牽頭給企業確權土地。我們流轉了老百姓的土地，憑收據、村裏的地塊證明等，政府給企業發證，確認對土地的經營權。再拿著這個證去銀行，就可以辦抵押了。代表所有權的土地證還是歸老百姓所有，在老百姓手裏。”侯成玉説。

　　目前企業是根據市場價流轉土地。市場價是根據糧食價格決定的。例如，去年糧食價格低一些，一畝水田的流轉價格是700元。今年糧食價格漲上去了，土地流轉價格也漲到800元。合同價格每年浮動。付款方式是通過信用社把錢劃給農民的糧補折賬戶。

　　農田集體耕種的規模效益也非常明顯。因為集體化耕種的種子、化肥、機械設備、加工等水準更高，品質也更好，相應的售價也提高。例如農民自己耕種，一畝地産量也就700多公斤，集體化種植則能達到900多公斤。

　　另外，規模化後還能得到很多政策扶植。

　　目前國家對農村土地流轉有兩種補貼。一種是補貼給土地所有者的，這個補貼企業拿不到，即便流轉了土地，補貼還是給農民；還有一種是企業流轉的土地達到一定規模，國家會提供糧補、油補和秋翻地補貼，這是誰種地補給誰。

　　在龍江縣，農民參與土地流轉的積極性也很高。例如一戶4口人的農戶，每人擁有15畝土地，一戶60畝。農民參與土地流轉，可以獲得兩方面收益：一方面是每畝地600元的流轉費，一戶一年僅此項收入就是3.6萬；二是流轉完土地後，還可以選擇一戶安排一個人來農業企業就業，每年（10個月）最低收入3.5萬。這兩項加起來，一個農戶一年就能收入7.1萬。如果再加上外出打工等收入，增收更加可觀。

　　侯成玉還介紹，城市居民也能參與流轉土地、加入合作社。現在實行3+2，即3個農民可以加2個城裏人，組建合作社。城裏人有了閒錢可以來農村流轉農民土地，和農民一起組建合作社，共同盈利。

　　但侯成玉也承認，單靠種植是很難賺錢的。因為種植企業一般沒有倉儲能力，作物收割上來就必須得馬上賣給經銷商。糧食價格是經銷商説了算，最終種植者只有微利。所以惠光集團才在村裏探討自己成立自己的米業公司，自己加工、銷售，擺脫經銷商的掌控。也正因為介入了糧食生産的全産業鏈，惠光集團才能得到銀行的農業貸款。

　　在全國其他開展土地流轉的地區，土地流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趙宜盛是重慶慶業愛農生態農業有限公司股東之一。2007年10月底，他以每畝每年1000斤稻穀的價格，租下了重慶九龍坡區韆鞦村的4500畝土地，開始了他的“土地整理+産業重組+制度創新”的綜合改革試驗。七年之後，韆鞦村項目正陷入一場投資方與村民及地方政府的糾紛之中。

　　在貴州省遵義市郊海龍鎮貢米村，五年前，被村民稱為“周百萬”的山東老闆以800元／畝的租金，在貢米村流轉了200畝土地種植大蔥。由於生蔥價格起伏大，高溫天運輸易腐爛等原因，加上政府曾經承諾的農産品種植財政補貼遲遲沒有到位，“周百萬”三年內耗完了300萬元本金後，回了老家。

　　貴州省遵義市郊海龍鎮貢米村副村長反映，外來資本進入農村流轉土地，有不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土地流轉過來就讓它荒著，坐等土地升值；有的提前知道了政府城市規劃，先圈地等待政府高價徵地；還有的打擦邊球，亂搭亂建，進行農業産業化經營是假，變相搞房地産是真。

　　而貢米村村民則介紹，大量村民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不得不將撂荒的土地介紹外地老闆來承包。

　　河南農業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張冬平指出，在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土地確權難度大，問題多。例如土地有好、差之分。當時可能就是按照一畝好地相當於三畝差地分給農民的。現在能把一畝好地等同於一畝差地嗎？再比如，有的農民土地因為修路造橋被佔了，那道路橋梁所佔地的經營權又歸誰？之前農民分地是比較粗糙地丈量土地，現在確權要按照精確的衛星定位。這當中的誤差非常大……問題不一而足。

　　如果土地確權工作進展緩慢，農民手中沒有標準化的經營承包證，那麼銀行發放農村土地流轉收益保證貸款的風險就很大。因為用作抵押的土地經營權不能拍賣；銀行也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經營權一次性大規模流轉難度較大。那麼只能對經營情況好的農業企業發放農業信用貸款。那銀行的風險就更大，而且很難做大農業貸款的規模。

　　“用産品做抵押，也就是糧食作為最後還款的保證是行得通的。但有一個問題，糧食最終的售價能否抵得上貸款本息。”張冬平教授説。

　　申銀萬國在其最近一期研究報告中指出，土地流轉制度改革需要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鼓勵土地資源向規模化經營者集中，農業規模經營與城鎮化進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規模相匹配，與農業科技進步和生産手段改進程度相適應，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準提高相適應。同時，要讓農民成為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積極參與者和真正受益者，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要有嚴格的門檻，建立資格審查、項目審核，對準入和監管制度作出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