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顧鑫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安青松表示，股權激勵應明確稅收優惠政策導向。

　　安青松認為，目前，稅收政策對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制度存在制約。以中小板一家上市公司為例，該公司2008年8月股東大會審議通過股權激勵方案，授予20名激勵對象300萬份股票期權，佔公司當時總股本的2.13%。2012年10月公司披露第三期可行權公告，激勵對象可行權購買583.2萬股公司股票，行權價6.05元，當日收盤價36.77元，較行權價每股溢價30.72元（2008-2012年該公司資産規模增長超過3倍，凈利潤增長近5倍，公司市值增長9.4倍，期間多次分紅送股）。但稅收政策上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稅收壓力，以可行權數量最多激勵對象為例，激勵收益2799萬元，適用現行45%稅率，應繳納個稅1200萬元；二是納稅義務與行權收益存在時間上不對稱，即不論行權所獲股票是否出售、收益是否兌現，激勵對象在行權時就産生納稅義務。

　　安青松表示，從成熟市場經濟體的經驗看，稅收優惠是員工持股計劃重要刺激措施之一。美國稅務法規對員工持股計劃的稅收優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發放員工持股計劃貸款而獲得的利息收益的50%可免征聯邦所得稅。二是員工持股計劃基金會分配給員工的股票紅利部分和還貸部分均予免稅，參加員工持股的員工在離開公司或退休時得到的股份收益，可以享受稅收優惠；員工退休後也可以將其擁有的股票繼續留在信託基金，不用繳納資産所得稅；三是僱主贈予員工持股計劃的部分可以減徵工資稅0.5%；四是2001年美國國會通過“稅收法409章”，確保員工持股計劃能夠覆蓋全部員工。

　　安青松提出，股權激勵應當體現資本市場價格發現、風險管理功能的效用。從經濟發展史看，資本市場有兩項最偉大的成果，一是促進規模化、社會化發展，二是促進創業創新發展。這兩項偉大成果主要得力於資本市場的風險管理和價值發現功能。通過市場機制分散風險、為風險定價，是直接融資區別於間接融資的主要特徵。我國資本市場“新興加轉軌”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制度設計有同質化傾向，這與我國資本市場脫胎于“銀行體系”有很大關係。比如，股權激勵制度的設計，監管要求“激勵”必須與公司業績增長“掛鉤”，這就是典型商業銀行的“規避風險”的審核視角，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創新型企業中，管理層以共擔風險、分擔風險為目標的股權激勵計劃。

　　安青松還表示，股權激勵應當包容新經濟的價值新發現；股權激勵應當準確定位監管角色、尊重公司自治原則；普惠性的員工持股計劃應當與養老金體系建立聯繫。

　　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副會長、秘書長安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