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的關係、穩增長力度的拿捏乃至到底是否需要穩增長，從莫幹山“下來”的專家們看法並不一致。張維迎表示，2008年、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已經過度，眼下中國經濟的好多問題就與此有關。刺激政策可能在短期內緩解一些症狀，但從長期看，會使經濟機體更虛弱。“如果錯過了一些變革的機會，後來就是再要變革恐怕都來不及，所以我們現在應有改革的緊迫性，否則好多事情拖到最後沒有辦法解決。”

　　有觀點認為，所謂“不刺激”或“微刺激”應當是指不重復類似4萬億計劃的大規模刺激。一個經濟體要正常平穩運作，維持內需的政策不可能忽視。一些正常的滿足投資需求的政策不能等同於刺激。“這兩年中國經濟增長仍能夠達到7%-8%，人口流動、物流都在不斷增長，基礎設施不足，需要擴建或新建的空間還不小。正常情況下這都是必須的，現在給它戴個帽子叫‘刺激’，好像政府什麼都不要做了。”

　　專家認為，對於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關係的討論，可以歸結為兩個層面的問題，表面看宏觀調控如何與深化改革相結合，更深入看是如何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和市場化改革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如何對待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間的關係。

　　“決策層已明確提出‘新常態’，這一概念在當下就是要完成一個以增長速度指標為代表的運作態勢的探底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面臨的現實狀態已經有三期疊加的説法，在此之上，我更關心的是需要加上一個‘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如果把促改革處理好，新常態演變過程的宏觀調控能夠和“改革進行時”形成良性互動，那麼現在7.5%左右增速區間的表現雖可能還有一個探底的過程，但它應能夠相對順利地“趨穩”。

　　在賈康看來，2014年作為中國全面改革元年，宏觀經濟調控有為全面改革的展開提供配套條件的特殊意義。上半年調控實際上已對下半年很多很明顯的攻堅克難的改革事項做了比較好的鋪墊，體現了宏觀調控中把短期狀態的掌握和中長期配套改革過程銜接起來的一種全局協調和長遠追求。在今後幾年，這種“進行時”的改革將是決定在前面三十幾年發展基礎上能不能如願地連通“中國夢”願景的決定命運、創造歷史的時段。

　　對於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李羅力認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沒有政府就無法實現資源配置效果的最大化。過去的發展經驗已經充分證明政府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歐美國家也是如此。但政府主導型的經濟依然有進行改革的空間，未來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當前的簡政放權是一個重要舉措。他指出，政府應當對經濟的重大領域具有控制力，但凡是能夠進行競爭的領域都應當開放，如金融、通信、鐵路、公路等，讓民營經濟發揮更大的作用。

　　李羅力還提出，市場經濟的發展應主要依靠民營經濟，要把激活民營經濟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關鍵舉措。具體而言，一是要把減稅上升到戰略高度，當前的力度還不夠大，政府與其把錢收上來再進行轉移支付還不如直接通過減稅來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生存發展的能力；二是要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發展民營銀行。只有把民營銀行搞得生機勃勃，才能真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民間借貸方面，地下錢莊不能一棒子打死，而是用一定的政策規範將其變成一種良性的金融力量。

　　華生認為，未來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恰當的政府干預，政策的制定應當充分考慮市場運作的內在機制。他舉例稱，美國的一些小型藥物公司在某些品種的研發方面比大公司還領先，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支援，國家最尖端的實驗室可以提供給這些公司使用，而大公司在創新方面存在一定的惰性。他又以新型城鎮化舉例稱，人口的流動與資源的分佈相匹配，因而人口並不一定跟著規劃向中小城鎮流動，政策要做的是加大對中小城市公共品的投入、在大城市周邊建設衛星城，增加這些地方的就業機會、提升法治水準和優化社會文化環境，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而不是把資源向大城市進一步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