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是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在莫幹山會議召開時，還沒有人能想像到現在的景象。”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李羅力表示，中國總體上已建立了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回憶，莫幹山會議主要討論了七個議題，分別是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企業實行自負盈虧應從國營小企業和集體企業起步、沿海十四個城市對外開放的若干問題的建議、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的幾個問題、糧食購銷體制的改革和農村産業結構的變動，其中關於價格改革的“放調結合”的思路（又稱雙軌制）最先被決策層接受和採納，因而現在人們往往把莫幹山會議和雙軌制聯繫在一起。

　　當然，改革的進程並不是一帆風順。曾經擔任深圳市委副秘書長兼接待辦主任的李羅力清晰地記得，20世紀80年代末發生了價格闖關失敗等幾件大事。直到1991年底，改革開放形勢依然嚴峻。“反對改革開放的聲音非常多，人們普遍的感覺是改革開放的前途茫茫。”

　　不過，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改變了形勢。在深圳國貿大廈的旋轉餐廳上，李羅力現場聆聽了小平同志的講話，“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這些話至今仍然迴響在李羅力的耳邊，“我和大家一樣非常激動，屏住呼吸，凝神靜氣，力爭把老人家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銘記在心裏。”

　　中國于1992年再度進行價格改革，並最終成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也參加過莫幹山會議。他的研究顯示，這一年，新放開的生産資料和交通運輸價格達648種，農産品價格50種，其中包括在全國844個縣(市)的範圍內，放開了長達幾十年由國家統購的糧食價格，並放開了除鹽和藥品以外全部輕工業産品的價格。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産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産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用市場價格機制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一個基礎。

　　周其仁指出，改革激發了中國人掌握知識的基因，開放則降低了中國人的學習成本。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制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但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是，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後面。無論是在産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範方面，中國還面臨著大量未完成的議題。

　　“改革所面臨的難度已變得更大而不是更小。當時，大家在改革方向、目標上是一致的，沒有很重大的利益方面的阻力，因而包産到戶、發展民營經濟、引進外資等舉措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取得巨大成效。現在則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兩極分化，利益分配不均、機會不平等、社會矛盾尖銳，改革會觸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推進起來更難。”李羅力表示，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還應同時推進社會管理等綜合配套改革，使上層建築適應生産力的發展。實際上，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名譽院長李曉西提出，我國的改革遠非“漸進式”三個字所能概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通過漸次建立商品市場、要素市場，逐步建立起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1994年開始，著手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的政府經濟管理體制。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大力推進了財稅、金融、價格管理、外匯管理、政府機構等方面的改革，初步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宏觀調控體制框架。